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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唐健朗:2018年的你感到希望嗎?

【文化論政】唐健朗:2018年的你感到希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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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尾,是梳理過去一年的時候,也是與友人們相聚的時候。早幾天和朋友吃飯,甫見面不久,友人便劈頭一問:「今年的你感到希望嗎?」2018年,香港好像發生了很多大事件。中美貿易戰下,香港經濟前景未明,同時公民社會的自由一步一步被收緊,如《金融時報》記者馬凱不獲發簽證,選舉參選人被DQ變成常態。

個體的無力感

今年香港文化界又經歷了多種政治審查事件,由6月黃國才作品被撤出「Hi Hill 邂逅山川人」展覽,到上月政治漫畫家巴丟草被迫取消個展,作家馬建在大館的講座又一度被封殺。宏觀的政治經濟趨勢,是難以霎時被逆轉過來,或者到明年今日,《國安法》,以至23條已經立法了。

在這種大時代之下,個體所感到的無力感比這些政治事件更為可怕,因為這些微觀的情感,是會一步步侵蝕我們的日常生活,令人窒息。諸種不如意的事,令很多香港人變得焦躁不安,人們需要把負面情緒宣洩出來,自然投射到城市中的各種他者身上,搶資源之說於是大行其道。今年瀏覽多了網上論壇,每天看到的,是各種仇恨言論,香港人憎恨大陸人、華人仇視南亞人、男人厭惡女人、年輕人敵視老年人。

對於居港外國人來說,香港情況也絕不令他們好受,香港從來很國際化,卻很不宜居。這一年來,回到學府工作和升學,交了很多外國朋友。一位來自台灣的朋友,在美國不俗的大學修畢了博士學位,打算到香港找機會,在大學工作一年多,面對昂貴的租金、壓迫的生活節奏、超長的工時,還是決定要回台灣老家去了,人工再低,生活空間也比香港好。

一位來自尼泊爾的朋友,是南亞地區的精英,在港大當研究生,大學沒有提供宿舍,蝸居於深水埗不足100呎的劏房之中,每逢下雨也要清理滲水,於是一整年來,就是不斷與不諳英語的房東周旋。

政府是察覺到人們絕望的,於是在嘗試生產各種令人充滿希望的論述。港人沒有住屋空間?填海造地,大嶼山人工島計劃,也要加上「明日」二字,要令人覺得香港明天會更好。

情感政治 希望政治

青年沒有工作?叫他們北上尋找機遇,於是,今年一個又一個「希望工程」出台,大型跨境基建一個接一個開通,王志民說大灣區是「港青創業樂土」,林鄭月娥則歌頌大灣區是「美好生活的腹地」,然後一群社會賢達倡議在大陸建「香港村」,大陸土地多,香港人自然海闊天空,如果到時候還有香港人的話。或許政府對於希望的定義,就是跟一般青年不同,而諷刺地,這正是年輕人普遍感覺到絕望的原因。

面對這種鬱悶與無力感,我常常陷入一種失語狀態。究竟我們要怎麼樣的問題,需要什麼答案,才能把人們從無力感中扯出來。

今個月中,看到馬傑偉教授在《明報》這樣寫到:「理性拆解不了本土青年對強國的厭惡。聽到普通話就扯火,情緒是真實的,它背後有一套驅動力,需要在感情層面回應。」我開始隱隱見到未來,其中一個值得大家思考的方向。

在今年,我曾經閱讀過美國羅格斯大學政治學教授法蘭克.費雪(Frank Fischer),在九十至千禧年代所撰寫的3本著作。費雪教授是第一批帶領公共政策研究進入所謂論證轉向(Argumentative Turn)的學者,強調公共政策即為溝通實踐。

西方公共行政學,素來以實證主義為主導,研究方法用上各種量化工具,分析政策效能和成本效益,從而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費雪教授引用了大量歐陸哲學的批判理論,如傅柯、哈伯馬斯的著作,批評主流的公共行政學,把政策過程理性化的同時,令百姓的面貌和情緒變得模糊;公共行政的原意,不僅是一門數據科學,更是一門促使社會更民主進步的學科。

公共行政學家除了關心政策的各樣成效,也應關心在政策過程中,人民的情感,以及他們所用的語言和論述,只有彼此互動、尊重的溝通,才能令政策到位。

早兩天上網,發現溫家寶是於2005年提出「深層次矛盾」,當時還是曾蔭權年代。13年過後,今天社會矛盾只是愈來愈深,社會更加沒有希望。當2018年,政府很熱中地為一項項「希望工程」搬出大堆數據,填海可以帶來多少單位,內地市場可以帶來多少機遇,一個工程可以縮短多少交通時間,吸引多少遊客,整個項目達到何等的成本效益……人們在地的情感和生活體驗是被漠視掉的,然後到2019年,年輕人也不會感到希望,更不要提2028、2038、2048,如果2048年還有香港。

作者為新媒體outside.hk成員

文章刊於2018年12月24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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