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尾，是梳理過去一年的時候，也是與友人們相聚的時候。早幾天和朋友吃飯，甫見面不久，友人便劈頭一問：「今年的你感到希望嗎？」2018年，香港好像發生了很多大事件。中美貿易戰下，香港經濟前景未明，同時公民社會的自由一步一步被收緊，如《金融時報》記者馬凱不獲發簽證，選舉參選人被DQ變成常態。
個體的無力感
今年香港文化界又經歷了多種政治審查事件，由6月黃國才作品被撤出「Hi Hill 邂逅山川人」展覽，到上月政治漫畫家巴丟草被迫取消個展，作家馬建在大館的講座又一度被封殺。宏觀的政治經濟趨勢，是難以霎時被逆轉過來，或者到明年今日，《國安法》，以至23條已經立法了。
在這種大時代之下，個體所感到的無力感比這些政治事件更為可怕，因為這些微觀的情感，是會一步步侵蝕我們的日常生活，令人窒息。諸種不如意的事，令很多香港人變得焦躁不安，人們需要把負面情緒宣洩出來，自然投射到城市中的各種他者身上，搶資源之說於是大行其道。今年瀏覽多了網上論壇，每天看到的，是各種仇恨言論，香港人憎恨大陸人、華人仇視南亞人、男人厭惡女人、年輕人敵視老年人。
對於居港外國人來說，香港情況也絕不令他們好受，香港從來很國際化，卻很不宜居。這一年來，回到學府工作和升學，交了很多外國朋友。一位來自台灣的朋友，在美國不俗的大學修畢了博士學位，打算到香港找機會，在大學工作一年多，面對昂貴的租金、壓迫的生活節奏、超長的工時，還是決定要回台灣老家去了，人工再低，生活空間也比香港好。
一位來自尼泊爾的朋友，是南亞地區的精英，在港大當研究生，大學沒有提供宿舍，蝸居於深水埗不足100呎的劏房之中，每逢下雨也要清理滲水，於是一整年來，就是不斷與不諳英語的房東周旋。
政府是察覺到人們絕望的，於是在嘗試生產各種令人充滿希望的論述。港人沒有住屋空間？填海造地，大嶼山人工島計劃，也要加上「明日」二字，要令人覺得香港明天會更好。
情感政治 希望政治
青年沒有工作？叫他們北上尋找機遇，於是，今年一個又一個「希望工程」出台，大型跨境基建一個接一個開通，王志民說大灣區是「港青創業樂土」，林鄭月娥則歌頌大灣區是「美好生活的腹地」，然後一群社會賢達倡議在大陸建「香港村」，大陸土地多，香港人自然海闊天空，如果到時候還有香港人的話。或許政府對於希望的定義，就是跟一般青年不同，而諷刺地，這正是年輕人普遍感覺到絕望的原因。
面對這種鬱悶與無力感，我常常陷入一種失語狀態。究竟我們要怎麼樣的問題，需要什麼答案，才能把人們從無力感中扯出來。
今個月中，看到馬傑偉教授在《明報》這樣寫到：「理性拆解不了本土青年對強國的厭惡。聽到普通話就扯火，情緒是真實的，它背後有一套驅動力，需要在感情層面回應。」我開始隱隱見到未來，其中一個值得大家思考的方向。
在今年，我曾經閱讀過美國羅格斯大學政治學教授法蘭克．費雪（Frank Fischer），在九十至千禧年代所撰寫的3本著作。費雪教授是第一批帶領公共政策研究進入所謂論證轉向（Argumentative Turn）的學者，強調公共政策即為溝通實踐。
西方公共行政學，素來以實證主義為主導，研究方法用上各種量化工具，分析政策效能和成本效益，從而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費雪教授引用了大量歐陸哲學的批判理論，如傅柯、哈伯馬斯的著作，批評主流的公共行政學，把政策過程理性化的同時，令百姓的面貌和情緒變得模糊；公共行政的原意，不僅是一門數據科學，更是一門促使社會更民主進步的學科。
公共行政學家除了關心政策的各樣成效，也應關心在政策過程中，人民的情感，以及他們所用的語言和論述，只有彼此互動、尊重的溝通，才能令政策到位。
早兩天上網，發現溫家寶是於2005年提出「深層次矛盾」，當時還是曾蔭權年代。13年過後，今天社會矛盾只是愈來愈深，社會更加沒有希望。當2018年，政府很熱中地為一項項「希望工程」搬出大堆數據，填海可以帶來多少單位，內地市場可以帶來多少機遇，一個工程可以縮短多少交通時間，吸引多少遊客，整個項目達到何等的成本效益……人們在地的情感和生活體驗是被漠視掉的，然後到2019年，年輕人也不會感到希望，更不要提2028、2038、2048，如果2048年還有香港。
作者為新媒體outside.hk成員
文章刊於2018年12月24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