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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晚生很敬重的學者，谷淑美教授一番感言。
晚生的立場傾向總辭，但讀到谷教授的感言依然心有戚戚焉。
在谷教授的原帖，另有一位前輩畫龍點晴解釋港中硬碰，主導決策的動機不是「理性」而是「意志」。
若果港中雙方都以「理性」為依歸，計較成本效益，都會見好就收鳴金收兵。
結果雙方都以性命相搏，因為中共在乎貫徹意志；香港在乎保存尊嚴。但雙方所追求的結局決不可能相容，強者要求徹底歸順；弱者唯望同歸於盡。
據聞網上有評論員「跟車太貼」，聞說白羅斯政權稍稍收斂，便謂該國勝在已經獨立，有主權便能順應民意云云…事實當然不是。
盱衝香港的人口、面積、地理位置，香港的命運就似車臣、白羅斯等與俄國接壤的小國，哪怕獲得理論上的主權，依然會永遠活在中俄勢力範圍的陰影下。
除非中俄發生巨變，否則我們和這些國家都難獲新生。
一些人認為中國沒救，鄙夷改變中國愚不可及，轉而寄望中美相爭，中國戰敗後會像鄂圖曼帝國四分五裂，香港便有機可趁，到時便有終極解放之日。
但現實和理想的距離依然很遠。哪怕上述夢想成真，到時中國死一兩千萬人可謂難免；香港死一半人也很尋常。
在民主運動的路上，我們常以台灣、韓國為參照，香港會遭遇同樣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但唔緊要，子孫終究會見到《武士復仇》和《王者再臨》，走過痛苦和艱辛，終會有光輝勝利的一日。
我們甚少想像香港的命運會像車臣、白羅斯、甚至威尼斯。
威尼斯的位置在商業上得天獨厚，富可敵國，名義上雖臣屬拜占庭帝國，但又像英治香港實行半開明的官商自治，有自由的公民社會，並擁有自己的軍隊。早期威尼斯的海軍可與歐洲列強一較高下，保持自主。
但威尼斯正和香港一樣，欠缺保存國家的基礎實力：人口和土地。先是鄂圖曼帝國打敗拜占庭帝國，繼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相率崛起。威尼斯沒有底氣與列強長期爭霸，淪為不同列強的領土，最終拼入意大利。
威尼斯告訴我們，當機運不再在我們這邊，失去了就是永遠失去，失敗的結局可以是永遠的，永遠無法挽回。
在下並非散播絕望、認命、死心、放棄。而是想點出沉重的現實：我們像抓水泡般抓住丁點希望；但卻甚少推想最差的結局超乎我們想像。
好多人已經有心理準備：有生之年都見唔到香港重光，但所有嘅犧牲始終值得。重光之日就像應許之地，終有一日會來臨。
但由迦太基到威尼斯，歷史昭昭，自古以來無數死不瞑目的英靈，都曾像我們垂死掙扎，都化為回憶，永為塵跡。
我們大部分人的「最壞打算」，其實都未算是最壞打算。一切努力都可能白費，放眼未來的希望，到頭來終歸境花水月。
當我們懷抱真正的最壞打算，我們就會有更多思考，尤其是責任和體諒。
一、
香港囿於地理局限，命運可能肖似車臣、白羅斯一類東歐國家。每逢獨裁者昏聵病重等政治危機，人民都會抓緊機會反抗，死幾百人幾千人換來一點進步。但在威權統治下載浮載沉幾百年，始終難以改變大局。別說真的民主，甚至永遠不復過去的法治和自由。
二、
100% 的理想永遠難以達到。就算我們與後人拚盡此生和來世，到頭來恐怕只能拿到 50% 成果，拿到六七成便屬上天眷顧。
三、
每個政治決定都不可能由我們一力承擔，別人和後人都要共同承受，這就是責任的重擔。
我們固然清楚中共是始作俑者，但不能仿傚政權詭辯說「責任全在中方」。既然鼓吹「攬炒」，始終有責任要由我們承當。
俄國、北韓、伊朗皆受制裁多年，政權依然屹立不倒，迫害依然無日無之。更大的反抗未必換來勝利，而是更大的苦難。
89 年的許章潤和其他年輕人一樣，都在天安門絕食過。他曾以為同代人不會忘記廣場上的血，豈料大部分人都接受招安，只剩下寥寥堅持者和他。
許先生選擇承擔，承擔就是要坦誠說出自已的真心話，並坦然接受一切代價，不求任何推諉卸責。
在下贊同杯葛「延任議會」，並坦誠杯葛不會帶來任何實效。唯一可以希冀的，是杯葛帶來的「變數」比留下來大。
另一附帶好處，就是趁此一年之機杯葛，可以用行動撇清「泛民戀棧名利」，弭平派系的中傷，道德名聲在長遠勝過任何實利。
懇請港人都能夠加入呼籲杯葛，使杯葛的呼聲成為港大民研的多數。若果調查結果是少數，在下認輸甘拜下風。
在下非常明白反對者的質疑：「變數」的結局未必更好，可能更差，正是拙文強調責任的重擔、命運的艱難，所以在下一直同意「攬炒」亦一直掙扎。
但 97 後的遭遇已揭示香港的命運：接受中共的安排會慢點死；拒絕中共的安排會早點死，後者多一點變數，兼多一點尊嚴。
在下想要的就是那點變數和尊嚴，謹此而已。
至於責任，請容在下援引許章潤先生的話：
「我們同處幽冥之中，
不見熹微。
唯以同情援手，
手牽手，
才能穿過重重關隘而獲救。」
《人間不是匪幫》
民主的好處就是尊重集體決定，我們可以分擔重擔，一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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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淑美教授感言（已蒙教授俯允轉載）：
「論【攬炒論】
對於攬炒論，我一直是 ambivalent 的。主張者認為唯有攬炒才可以破局。「破局」之說當然動聽，但如何破，而破了之後又如何可以建立新局面？還是破了再算？
我想說的是，攬炒論其實建立在 rational choice 理論上，背後假定每一個人、以至每一個國家的行為都是以理性考量主導，人的互動或國際關係必然就是 interest maximization 的博弈。Rational choice 無疑反映主流政治學和經濟學思維，因此也見其限制。
在現實中，人往往不全然是理性的，而是受很多非理性因素影響，例如價值觀、面子、愚昧、情緒、人格障礙、思維方式以致復仇心態等等。社會學家 Weber 更指出，現代社會趨向過度理性化，卻產生很多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結果作繭自縛，甚至導致 “the 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 的吊詭後果。
我當然相信當權者都是各懷鬼胎，有很多利益的盤算；只是，我懷疑每一個人是否都是純粹理性行動者。
不諱言，我也是顏純鈎先生FB文章的粉絲。今天我在他的文章留言：
//顏老先生，想向您請教：中美交惡加速，攬炒加速，何以香港便會早日重光？會不會有點想當然？//
此刻，對於民主派應否總辭，我確實不知道。辭與不辭，各有理據，只是我看不見如何可以重光。
局有待破解，歷史充滿變數，也許沒有人能說出一個必然來。
無論如何，不指駡、不分化同行人，集思廣益，團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