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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暗晦的理念 ──再讀〈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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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智德

餐室一角有人在閱讀,捧著一本書,吸引我注意,書名看不清,但見深啡色的封面,我一眼就認出,是楊牧的詩集《有人》。閱讀不是希奇,只是我已許久沒遇過讀楊牧的人。上一次是何時?竟要推前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底,在黃大仙的城市劇場,看一場名為「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的裝置及劇場演出。劇場一角,在帳薘裏有人仿傚絕食的學生,以或坐或臥的姿態,捧著楊牧《有人》一書,誦讀詩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那人語音輕淡,有時低沉;時而間斷,糾結在某處,像一個不善表達的人。那是我喜歡的詩,轉化成發自帳薘的誦讀聲,在當時感覺尤其強烈。

  那年我剛完成了中六,我就是在中六那年開始看楊牧的,覺得其詩風格是語言深沉、講究形式,但亦平實、少誇張,不用機鋒,而能感人。總體上其題材似與現實較疏離,唯亦有例外,如〈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更明顯的又如一九八零年的〈悲歌為林義雄作〉,這詩最初發表於香港《八方文藝叢刊》第三輯,可能是因為觸及當時敏感的政治事件,而沒有即時在台灣發表,楊牧八零年以後出版的幾種詩集也沒有收錄這詩,直至一九九四年才重新發表於《聯合文學》。

  寫〈悲歌為林義雄作〉時的楊牧身在美國,因著一九七九年在台灣發生的連串政治事件,楊牧的回應不只一首〈悲歌為林義雄作〉。楊牧並不如一些人所想像的,只關心個人世界,讀詩集《海岸七疊》及文集《搜索者》,都可以發現在〈悲歌〉之前已有一些「詩的端倪」,只是寫得比較隱晦。如〈西雅圖誌〉一文:「當我們等著,期待著友人的聖誕卡片,冬雨剛剛始飄落的時候,我聽到一些消息。磋商、火把、演講、衝突、逮捕。在西雅圖的子夜,對著遠山以外明亮的北極光,如此思索著,一些消息,從未曾有過的失望感覺,眼淚不能抑止地,湧落等候和期待的面容。」寫〈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時的楊牧則身在台灣,正於台大客席任教,並在《聯合報》撰寫「交流道」專欄。據《有人》後記所說,寫〈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那年台灣經歷一次大規模的選舉,〈有人〉是他對連串社會事件的回應,他先寫了三分之二,復在台大教室,發考卷予學生後,在學生對著考卷奮筆疾書期間把詩的初稿完成,是「一首以他們那一代的心情為主題的詩」。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和〈悲歌為林義雄作〉講大是大非,談論政治、公理,詩的政治性絕非要宣傳或主張些什麼,而是感歎純樸、正直的事物和觀念消逝甚至被踐踏:「童年如民歌一般拋棄在地上」,詩歌帶著棱角分明的、抗議的聲音,又不失其平實、少誇張、講形式,不用機鋒,而能感人的藝術風格。是以,我中學時代一位對新詩頗有意見的國文老師讀後,對我說:「這種詩我是懂的」。

  他是我中六時的班主任,他喜愛閱讀,與我們談論哲學、電影、張愛玲、亦舒,批判主流傳媒以至學校本身的意識形態謬誤,當然也不乏與課程有關的經子文學,就是不太欣賞新詩,說自己「不懂新詩」。我幾次在週記裡與他討論新詩,「反方向」地向他推介新詩作品,他不喜歡新詩的意向始終頑強,現在回想自己的做法是有點不敬,文學閱讀的趣味更不能勉強,幾次之後我也意識到這一點,承認他不喜歡新詩沒有不對,最後影印〈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一詩貼在週記頁上,後來他回應道:「楊牧這首詩我讀了,我喜歡,這種詩我是懂的。」

  是楊牧的詩掀起他的回憶嗎?我的老師六十年代在台灣大學中文系唸書,但這時我才知道老師年輕時已讀過葉珊(楊牧在六十年代使用的筆名)的散文,朋友當中也頗有詩人,他代他們買詩刊,又介紹他們彼此認識,至於詩,他自己卻沒有讀。「每個人手頭上只有一個生命、一點點時間……」後來他和我談起六十年代在台大讀書的往事,追憶臺靜農和殷海光先生的風範。

  多年以後,我從台灣畢業回港,流蕩多年,輾轉當上教師,在創作課上談論新詩時,明知危險還是按捺不住地拿出〈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給學生討論,可惜每次反應都是說太長了。如果還有機會,我真想再向老師推薦楊牧的《山風海雨》和《方向歸零》,那暗晦的理念如遠山渺茫,肉眼不見但從未真正消失。     

(原刊《作家》總第47期,2006年5月)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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