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智德
餐室一角有人在閱讀，捧著一本書，吸引我注意，書名看不清，但見深啡色的封面，我一眼就認出，是楊牧的詩集《有人》。閱讀不是希奇，只是我已許久沒遇過讀楊牧的人。上一次是何時？竟要推前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底，在黃大仙的城市劇場，看一場名為「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的裝置及劇場演出。劇場一角，在帳薘裏有人仿傚絕食的學生，以或坐或臥的姿態，捧著楊牧《有人》一書，誦讀詩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那人語音輕淡，有時低沉；時而間斷，糾結在某處，像一個不善表達的人。那是我喜歡的詩，轉化成發自帳薘的誦讀聲，在當時感覺尤其強烈。
那年我剛完成了中六，我就是在中六那年開始看楊牧的，覺得其詩風格是語言深沉、講究形式，但亦平實、少誇張，不用機鋒，而能感人。總體上其題材似與現實較疏離，唯亦有例外，如〈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更明顯的又如一九八零年的〈悲歌為林義雄作〉，這詩最初發表於香港《八方文藝叢刊》第三輯，可能是因為觸及當時敏感的政治事件，而沒有即時在台灣發表，楊牧八零年以後出版的幾種詩集也沒有收錄這詩，直至一九九四年才重新發表於《聯合文學》。
寫〈悲歌為林義雄作〉時的楊牧身在美國，因著一九七九年在台灣發生的連串政治事件，楊牧的回應不只一首〈悲歌為林義雄作〉。楊牧並不如一些人所想像的，只關心個人世界，讀詩集《海岸七疊》及文集《搜索者》，都可以發現在〈悲歌〉之前已有一些「詩的端倪」，只是寫得比較隱晦。如〈西雅圖誌〉一文：「當我們等著，期待著友人的聖誕卡片，冬雨剛剛始飄落的時候，我聽到一些消息。磋商、火把、演講、衝突、逮捕。在西雅圖的子夜，對著遠山以外明亮的北極光，如此思索著，一些消息，從未曾有過的失望感覺，眼淚不能抑止地，湧落等候和期待的面容。」寫〈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時的楊牧則身在台灣，正於台大客席任教，並在《聯合報》撰寫「交流道」專欄。據《有人》後記所說，寫〈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那年台灣經歷一次大規模的選舉，〈有人〉是他對連串社會事件的回應，他先寫了三分之二，復在台大教室，發考卷予學生後，在學生對著考卷奮筆疾書期間把詩的初稿完成，是「一首以他們那一代的心情為主題的詩」。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和〈悲歌為林義雄作〉講大是大非，談論政治、公理，詩的政治性絕非要宣傳或主張些什麼，而是感歎純樸、正直的事物和觀念消逝甚至被踐踏：「童年如民歌一般拋棄在地上」，詩歌帶著棱角分明的、抗議的聲音，又不失其平實、少誇張、講形式，不用機鋒，而能感人的藝術風格。是以，我中學時代一位對新詩頗有意見的國文老師讀後，對我說：「這種詩我是懂的」。
他是我中六時的班主任，他喜愛閱讀，與我們談論哲學、電影、張愛玲、亦舒，批判主流傳媒以至學校本身的意識形態謬誤，當然也不乏與課程有關的經子文學，就是不太欣賞新詩，說自己「不懂新詩」。我幾次在週記裡與他討論新詩，「反方向」地向他推介新詩作品，他不喜歡新詩的意向始終頑強，現在回想自己的做法是有點不敬，文學閱讀的趣味更不能勉強，幾次之後我也意識到這一點，承認他不喜歡新詩沒有不對，最後影印〈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一詩貼在週記頁上，後來他回應道：「楊牧這首詩我讀了，我喜歡，這種詩我是懂的。」
是楊牧的詩掀起他的回憶嗎？我的老師六十年代在台灣大學中文系唸書，但這時我才知道老師年輕時已讀過葉珊（楊牧在六十年代使用的筆名）的散文，朋友當中也頗有詩人，他代他們買詩刊，又介紹他們彼此認識，至於詩，他自己卻沒有讀。「每個人手頭上只有一個生命、一點點時間……」後來他和我談起六十年代在台大讀書的往事，追憶臺靜農和殷海光先生的風範。
多年以後，我從台灣畢業回港，流蕩多年，輾轉當上教師，在創作課上談論新詩時，明知危險還是按捺不住地拿出〈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給學生討論，可惜每次反應都是說太長了。如果還有機會，我真想再向老師推薦楊牧的《山風海雨》和《方向歸零》，那暗晦的理念如遠山渺茫，肉眼不見但從未真正消失。
（原刊《作家》總第47期，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