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前灣仔俗稱喜帖街一帶的強行收地清拆事件中，居民從抗爭而至被迫就範，家園盡毀之後，似乎開始讓更多人意識到，本土文化及地方風物確實摧毀易，建設難；然而更大的摧殘是對本土文化的不知、忽略、視而不見，讓她本身那長期的弱勢存在也等同無物。例如長久以來「弄假成真」的文化沙漠說，像咒語或自我催眠般，強迫性地重複「我是經濟動物，我是沒有文化的」自我妄想。在全球化市場暴力之下，香港本土文化的問題不是外來力量予以摧殘，而是盲目的、失去控制的病態自戕。
繼喜帖街之後，灣仔藍屋建築群又面臨變局，可能過去從「土發」到市建局那推土機式的「重建」為人垢病已久，這次慶幸建築物得以保留，在七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藍屋保育大會上，在保留建築物之餘，建築物的用途、居民意願、真正保育或重新發展的問題成為討論重點。有提問者指出真正保育的難度，在資金以外，在於本土文化根基薄弱，由此引致大眾不理解、不關心及種種短視目光。
什麼是本土文化根基？世上沒有本土文化薄弱的地方，只有表面不說而內裡以經濟利益衡量一切的市場暴力和政治權力，把既有的本土文化、人文歷史視為「沒有市場」或沒有保留價值的舊物。香港的本土文化部份藏於日常居民的生活、口傳心授的技藝、自然景觀以至建築和社區設置裡，這是有形的部份，以下我想談談無形的部份，包括藝術和文學，特別是文學。
相對於大敘述注目於政權更替、大人物言行、天災人禍等大事，文學保留日常生活情態，並轉化為想像和理念，包括作者及居民當時對地方的觀念、批評或願景，除了紀錄既有的現實生活，也透過批評或願景指向開創的可能。在以地方風物為主要對象的書寫，往往見出本土性，當中的地區景觀描寫只屬較表面層次，更重要的還是那內在的批評和願景。
本土當然相對於外來而言，但本土意識不一定狹窄或與民族認同對立，相反地可以是一廣闊的概念，包含本土認同、公民意識、社區保育，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等等觀念，往往透過本土關係來建立，並非商業價值可以解決。本土意識重建土地和人的關係，批判短淺的經濟或市場利益，批判無根和無視人文環境的政策。
文學應有其獨立性，文學的本土性更不為任何政治或經濟市場、商業價值服務，然而文學實不單純是作家在書房裡的技藝，它也可以參與一整個社群的文化想像，探討社區和人的關係，參與建立社區文化，締造社區理念和願景，我想這或可稱為一種「社區文學」。
在香港文學裡，具社區文學特質的作品，可以數出舒巷城《太陽下山了》、西西《我城》、也斯《剪紙》、鍾玲玲《玫瑰念珠》、鄧阿藍《一首低沉的民歌》、馬國明《荃灣的童年》、李碧華《胭脂扣》和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等等諸作。它們當然各有不同願景，然而今日熱烈討論的議題，例如本土文化認同、社區保育、關注弱勢社群等，以上諸作亦早已思索過。在本土文化根基問題上，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在九七前已提出香港並非沒有歷史，而是一種不關注、自貶和遺忘的心態把本土歷史摧毀。作者在小說裡尋索一代人的歷史本源，同時感歎、也發現殖民地教育使整整一代人對本土的認識完全空白：「我們這一輩對香港歷史的認識近乎零……世界上大概沒有比我們對自己長大的地方瞭解得更少的人了」。在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1995》一書的序言裡，許子東把《永盛街興衰史》歸入「此地他鄉」的主題類別：「並不一定要有漂流異國的『坐洋監』經驗才會有『此地他鄉』之感，很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或許從來沒有可能『漂流』，卻也突然發覺他們並不認識眼前的城市，因而抗拒大廈懷念舊街。」這可說是具神來之筆的編選，《永盛街興衰史》中的主角雖然身在本土，但對本土認識的空白以及尋索歷史的徒勞，教本土成為了他鄉。本土文化隱而不彰，關鍵主因並非外來力量的抹殺，卻是內在的遺忘、空白和匱乏。
香港的過去是怎樣的？歷史只記錄了一面，另一面留在更少人理會的文學裡，默默保留生活性的歷史記錄。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的結尾有一大段寫四十年代灣仔修頓球場一帶的年宵夜景，鷗外鷗副題為「香港的照相冊」的詩作〈禮拜日〉則記錄了三十年代末，位於灣仔軒尼詩道與莊士敦道交界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見陳智德編《三、四○年代香港詩選》），同樣寫灣仔，戰後有黃雨〈蕭頓球場的黃昏〉（見鄭樹森等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及黃谷柳《蝦球傳》的第一部（一九四八年初版，二○○六年再版），二者皆從左翼文藝的角度，寫出一個比較負面的修頓球場。九龍方面，黃蒙田的短篇小說〈吉卜賽女郎畫像〉有戰前彌敦道煤氣燈和橫街咖啡店的描述（見劉以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循道會香港堂建於三十年代，是一座呈三角形的古雅建築，延至九十年代終於拆卸改建；修頓球場至今猶存，但聚集街頭賣藝者的市集活動亦已不再。在張愛玲和黃雨等作家筆下，不單保留現象的紀錄，更以文學性的敏銳觀察，留下一種具有情意和觀念傾向的風景，創造了比實體形象更多的訊息。
社區文學的意義絕不只是寫本土地方或記錄事件，而是發展、引申與社區相關的人文活動，包括生活、情意和評論。地方性或本土性不會與普遍性衝突，認為香港地方性文學「題材狹窄」大都源於對香港本土的不認識。中國內地作家的地方題材很少被視為「題材狹窄」，例如王安憶，她的小說同樣具社區文學特色，不是由於她喜歡寫上海，最重要是因為王安憶筆下所關注的，並非旅遊書中的黃埔外灘或繁華的蒲東、新天地，而是上海一般市民所居的弄堂。當然上海或紐約這些具世界性的大都會本身自有超越地方的意義，除此之外，香港讀者有興趣閱讀山西小鎮以至美國西部荒蕪小鎮的故事，卻嫌香港本身的故事題材狹窄，這在世界上亦算有點奇特。
灣仔藍屋作為歷史建築，能保留是好，然而更值得珍惜的不是個別建築，而是整個社區、居住其間的人以及由長期的歷史和生活累積而成、並應繼續創建的社區情意、信念和願景。推土機輕易摧毀前者，僵化的制度、媚外而自殘的心態將摧毀更多無法復修的後者。
(照片﹕藍屋保育大會，2006年7月28日，灣仔聖雅各福群會。陳滅攝)
原刊《信報》，200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