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識和權力的使用緊密相關，統治者不但壟斷了權力，連知識也都成了一種鞏固統治的工具，所以教育當時只局限於精英階層。相比起來，現代的教育都可算是符合了孔子「有教無類」的原則了，但現在的教育制度，又是否夠「公平」呢？
我們之所以支持「九年免費教育」，理由不外乎是：教育對所有人都是有利的東西。我們知道社會上有不同的社會階級存在，富有家庭的子女比窮等人家的子女在社會更有競爭的優勢。但我們認為一個人將來的社會地位不應受其家庭背景所影響，反之他的才能、努力和個人選擇才是決定性的因素。為了使每一個人將來出來社會競爭有一條相同的起跑線，不受社會階級因素的影響，我們需要以義務教育來使一些有才幹但貧困的學生有出頭的一日，以達致社會階級流動的效果，體現機會平等的原則。
看起來清楚明白的原因，往往背後的預設才是最值得深思研究的地方。就以上的理由，筆者起碼有三個問題要問。一）為什麼我們認為人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去接受教育？二）如果問題一的答案是肯定的話，為什麼我們要人人（不論富或貧）給予義務教育，而不是只給窮人？三）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究竟是不是他應得的，如果是的話，為什麼他有義務要把這些優勢，白白地磨滅掉？
要回答這三個問題並不如想像般容易。
首先談談平等的機會，很容易理解，比如四個人打麻雀，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食一舖「十三么」，就是都有相同的機會率去拿一手好牌，這是一個解釋。但當我們落實「人人有書讀」的口號之時，所謂的「平等的機會」，就不只是相同機會拿一手好牌這麼簡單。我們認為每一個人自己的才能才是決定自己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比如踢波，好波就是地位高，「屎波」就是地位低，不應該和球員在哪一個球會，是否足球世家等有直接的聯繫。同時，我們也會認為一個人要對自己的人生選擇負上責任。一個有錢闊少懶懶閒和一個勤力的草根相比，如果兩人的才能相若，我們會覺得後者比前者應得更高的成就，所以我們應該給一個盡力消除社會階級影響的平等機會予後者，使一些庸懶的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上代價。所以，當一個人的教育是對其人生影響如此重要，保障一個平等的機會接受教育，當是一件不容置疑的要事。
如果我們認為一個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是如此重要的話，那麼我們能不能再進一步，推行不同程度的「補償教育」呢？背後的理由是這樣的：人人義務教育並不等如每一個人都能夠有相同、平等的機會去接受教育，因為有錢人家的子女總比窮家子弟有更多的機會去增廣見聞。如果教育的定義不只局限於正規的課堂，還包括形形式式的課外活動和體驗教育的話，那很明顯地越富有的家庭將會有更多的機會受到「多元教育」。很好的例子是彈琴，還有形形式式的交流團「放眼世界」──當一個讀名校的學生入大學前已經飽覽歐陸的人文氣息，拿綜緩的清貧學子還在本地街頭嗅著廢氣「氣息」。如果我們真的有意要推行「平等的機會」去接受教育的話，一種針對弱勢社群的補償教育似乎就是一個不得不為的補救措施了。當然，要定義哪一些人是「弱勢」、哪一些人是「強勢」是一件頗困難的事情，但暫時讓我們的討論先停留在應然的層面上，如果我們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去接受教育，那麼我們就應該要為弱勢社群提供不同程度的補償教育，比方說，為貧苦的中學生提供「課外活動基金」、「鋼琴資助計劃」、「遊學活動獎學金」．．．．．．
但是，如果不接受以上所提「平等」的內涵的話，就推不出上述的結論了。有錢的人會問，如果一個人的才能和他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完全是先天因素決定，並不受個人因素的控制，只是運氣使然，那麼為什麼我有義務要把自己先天所得的優勢抹掉？既然我們接受一個人能夠用他的天賦來換取成就是應得的，為什麼我承繼先人的社會優勢並充分發揮就不是應得的呢？既然兩者都是運氣使然，為什麼前者是應得，而後者不是呢？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大多數人會直覺地覺得以自己的天賦來爭取成就是自己應得的，因為這是自己選擇努力奮鬥的結果。個人的天賦只是一個命運的偶然，無論如何都說不上是應得的，但基於（一）自己的選擇（二）對於自我的理解，很自然便認為自己的天賦是組成「自我」的重要部分，因而認為後天努力的成果是自己所應得的。但一個人身處的社會階級並不是自己能夠選擇的，也通常不是構成自我的重要部分，故此這只是一個偶然而然的環境，所以是任意和隨機的，你不能說這是你應得的一個結果，因此，有錢人並不能以「應得」作為反對「補償教育」的理由。要貫徹平等機會的原則，就要全面地把社會階級對教育的影響減至最低，那就是「補償教育」的中心思想。
針對弱勢群體的「補償教育」比不分彼此的「義務教育」當更能體現平等機會的原則。這一種差別對待並不是對有錢人「不公平」，反之如果我們認為「平等」的內涵就等如一視同仁對待所有的人，那才真的會促成「不平等」的情況出現，使教育成為「精英選拔精英」的工具，那和古代的科舉制度，又有什麼分別呢？
<正義與平等系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