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貌似文明理性，實質充斥著林林總總的神話。這些神話故事包括：我們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甚至是資訊社會；香港由一個小漁港，變成國際大都會；香港人以前住山邊木屋，後來住徙置區及廉租屋，現在，越來越多人可以有自己的自置居所，安居樂業。
這些神話故事問題多多，其中的一個問題是，神話沒有告訴我們：以前的人去了哪裡？一切好像都那麼「自自然然」。那些農村的村民如何「走向」工業社會？漁民又如何上岸（難道去了IFC？）？住在山邊木屋及徙置區的人又如何掙扎求存？
學者當然可以研究這些問題，記者可以找人做專訪，但總不及現場的見證者，陪伴這些被視為「前現代」人群，走過這段被神話遺忘及驅逐的歷史。陳順馨的《嗅覺記憶：我的七十年代》，記述了她的七十年代，仿如香港發展神話的地下史。對順馨來說，新界的泥土味、避風塘的海水味、徙置區廁所的臭味，都是氣味濃烈的記憶。
「香港奇蹟」的公開秘密
今天的順馨當了大學老師多年，還是熱血澎湃（《澎湃》，就是當年順馨有份參與製作的一份運動刊物），投身女性主義運動，學生時代的順馨，更是「憤怒青年」。這本書的開首，是粉嶺反迫遷的安樂村，接著是為人熟悉的艇戶事件，最後是徙置區及公屋的居民抗爭，這些運動不是革命，卻是香港本土一代人的怒火，燒足幾十年不滅。
香港由六七暴動後走過來的一段歷史，從統治者角度看，是相對太平日子，殖民政府的暴力，既硬且軟，足以壓制反抗力量，同時，社會上也沒有如六七年那樣大規模的運動挑戰政府。但是，底層市民受到的壓迫並沒有消失，政府要發展新界，趕走村民，可以出動催淚彈；房屋大計為市區騰出土地兼提供廉價勞動力，卻不理沒落中的漁民死活；七十至八十年代有建屋大計，但簡陋的設備卻追不上暴增的居民數目，草根市民，特別是基層婦女，受盡百般苦頭。
似曾相識
政府能壓得住這些新不滿、新反抗，在社會科學界，不管左中右，早已共同承認，是「香港奇蹟」的公開秘密。不過，秘密可以由統治者角度以外重新詮釋，順馨嘗試敘述自己由義工到「無牌社工」的經歷，從反抗者角度，從知識青年的位置，為這個公開秘密下的一大註腳，這個註腳，不單可以寫成一本書，還可以寫好幾本，甚至是一個潛力無限的研究領域。
細讀順馨的描述，特別是多處引用當時刊物的文章，有著似曾相識的感覺，大概香港由殖民地變成特區，統治手段有小變沒有大變，當年英人治下的小鬼，升了成為「城隍」－－特首與一眾新班子問責官員。當年殖民者對付安樂村及油麻地艇戶的公安法，不用借屍，早已還魂，回歸後的日子裡，依然徘徊在社會運動者的頭上。
後殖民的香港，在變與不變之間，不斷讓我們重溫殖民的陰魂，順馨這本書更顯其時代意義。
未夠喉
順馨的書篇幅太小，意猶未盡，書的開首已是1973年，應韓德民神父之邀，去官塘做社會服務，幫葉錫恩翻譯，有機會，我真想聽聽她小時候在天主教會的故事，如何由信仰到社會實踐，如果順馨能補充這部份會更好；至於書至結尾，亦埋下許多伏線，沒有再寫下去，有點「未夠喉」。
順馨說，火紅年代，進步社工卻沒有自吹自擂，反而自我批判，她們清楚認識到，社工只是改良主義產物，消除統治者眼中的偏差行為，為威權管治修修補補，社會運動雖不是革命，卻是比社會工作更具進步意義的實踐。順馨質問，為何這種討論在今天的社工界消聲匿跡，今天的社工是否已龜縮到「幫幫人」、「做點好事」的地步？順馨還提到，七十年代末，社工工會原來是由響璫璫的幾位社運人士籌組的，包括順馨、梁寶霖、馮可立、麥海華、鄺福生及周桂琛，他們在長江三峽船上商討出來的（簡直可以稱為「長江會議」），為的是延續及擴大社會運動，後來又怎會走上專業化之路？
順馨沒有提供答案，卻問了一堆問題。壓在神話下的歷史，是一堆有待回答的問題，是在歲月裡日夜發酵著的氣味，刺激著我們的嗅覺，我們可以尋找答案，一直書寫下去，一直實踐下去。
註：本書為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最新的「一步十年」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