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寶強
(明報 2007-06-25 論壇-思潮)
過去10 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
寫於回歸10 周年前夕，難免要為過去10 年做一次簡單盤點。儘管九七後，社會經濟表面上了大起大落，但金融和地產主導的基本結構依然健在。數碼港、中藥港、迪士尼、物流中心等大計，今天回看，似乎都只是「股照炒、樓照賣」這主旋律外幾個微不足道的和音，自七八十年代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過去10 年仍然繼續。統計處剛發表的《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顯示，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由96 年的5.18，升至06 年的5.33；06 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比較，月入差距高達51.75 倍，96 年差距則是38 倍。
相對於社會經濟結構，政治領域的改變也許多了一點。儘管雙普選仍遙遙無期，但回歸後的遊行、傳媒、司法制度和立法機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特區政府；儘管問責官員經常不用負責，但政府也確實被迫換了幾個主要官員。不過，與經濟領域類似，過去10 年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也是變化不大，民主化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殖民時期遺留下來、公務員主導的政治體制，仍然繼續「做好份工」。
或許，過去10 年香港真正深刻的變化，是在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體制以外，也就是在文化領域中發生。最顯而易見的變化，恐怕是近年興起，由社區活躍分子和環保人士發動，針對市區重建和各類經濟發展大計的「文化╱文物╱生態保育運動」，以及同樣在近年興起，由宗教和政治保守力量發動，針對性別議題的「文化戰爭」。不過，另一同樣深遠和廣泛的文化轉變，也發生在過去10 年的教育領域。
對政府、商界和其他保守政治力量來說，這些轉變中的文化政治動態，是由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催生，例如性少眾「對社會道德的挑戰」或教師的「不願求變」；相反，一些社會運動圈的朋友則嘗試把這些文化政治動態的轉變，理解為權力集團有心栽花的結果，例如教改是由商業主導和不民主政治所推動的，甚至是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必然後果。在這種對立的視野下，我們不難理解，主導過去10 年教改的文化政治，主要表現在政府和教師工會之間的對抗性鬥爭。
然而，過去10 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
民粹的政治
Ernesto Laclau 在他的新書On Populist Reason中系統地分析了民粹主義的原則。他指出，作為一種政治邏輯的民粹主義，包括三個前提。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的共同需求（common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 。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例如「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看不見的手」和「福利主義」等，顯然比一些定義精確的概念，更有利於用來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
借助Laclau 的分析，回顧過去10 年的香港，不難發現，民粹政治的邏輯，似乎愈來愈主導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社會文化。隨貧富懸殊加劇，香港資本主義運作的方式不僅愈來愈不願為佔人口大多數的中低收入社群，提供美好的願景，更為了保持貧富分化的勢頭，進一步嘗試把資源從中低收入社群轉移往富裕階層，造就了縮減公共醫療、公共房屋和其他社會福利的政策，改變了66 至67 年後殖民政府為了政治穩定而推行的一些帶財富再分配效果的做法，使不同社群（例如公屋住戶）的特定需求（例如減租），難以在新的政治生態下獲得滿足。同時，97 年前已開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在北京和本地保守政治力量的阻力下，不僅沒有開花結果，更產生了缺乏實質政治影響力的半民選立法會，造成港人對雙普預期的失落，也難以透過民選政治解決其面對的具體問題，無法滿足不同社群的特定需要。在這處境下，不獲滿足的各種社會訴求，在一些空洞的能指的中介下，很容易匯聚成反政府和政治建制的民粹力量。
由於政府不願或無法扭轉貧富分化的趨勢，由於民主選舉和法治也不能解決市民面對的具體問題和滿足不同社群的特定訴求，因此在社會上積累的不滿，很容易以反對政治建制的民粹政治表現出來。而在90 年代中後期出現的傳媒小報化、名嘴現象、長毛的當選和政府也採用民粹手法推行各類政策（例如在居港權事件製造的167 萬恐慌），均可在這希望短缺年代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
03 年數十萬人的七一遊行，也許是香港民粹政治的最集中表現，各種多元分化的社會不滿和要求，在反對「董建華」這空洞能指的統合下，得以扣連為一種共同的民粹訴求（反對23 條立法和要求董建華下台）；並在往後一段時間，成為動員人民的最主要力量，直至董建華下台而「董建華」不再成為民粹政治的有效能指。
03 年七一，只是過去10 年香港民粹政治的一場最大型演練。除此以外，民粹主義的文化邏輯還充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透過民粹方法打造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以本土的中產價值作為想像基礎）和他的「對立少眾」（ 「新移民」、「綜援懶人」和政府的「福利主義」），並據此把人民大眾內部紛雜的要求，化作為對「大市場、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預」的民粹訴求，編織並支撐「新自由主義」的統織（hegemony）。對鼓吹中產價值的主流社會來說，「自由經濟」、「私有化」和「看不見的手」等概念，其實也是一堆用來統合統治陣營的空洞能指，它們的對立面（共同敵人）是「福利主義」。
另一方面，部分社會運動的運作，似乎也在重複和強化類似的民粹邏輯。例如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建造了「基層人民」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對立，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這些空洞能指，作為有助於統合反對陣營（人民）的共同敵人，並在此基礎之上，嘗試以「基層人民」等另一些「空洞能指」，統合出一種共同的人民（民粹）的訴求（反資本主義）。
犬儒的文化
這種民粹邏輯運作的不經意後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恐怕會強化香港社會的反智和犬儒的傾向。民粹邏輯的演練，需要含混的空洞能指作為中介，以統合多元紛雜的特殊訴求；也同時需要借助「人民」情感的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以及一種共同的熱情和欲望。因此，對於民粹政治來說，理性的討論不僅無補於事，更可能在澄清含混的空洞能指所涵括的各種矛盾意思時，干擾了民粹政治的演練。結果是，民粹政治一般都會排拒和壓抑智性的交鋒，孕育出各種反智的論述和行為。
民粹政治通常是以打倒「人民」的共同「敵人」以作為成效的依歸，但在香港後九七的政治脈絡下，「人民」的共同「敵人」很可能就是北京支持的香港政府和大企業。面對這樣強大的對手，民粹政治的成效往往極之有限，難以完全滿足不同社群的訴求，這將會進一步強化「人民」對政治行動不抱希望的悲觀態度；另一方面，民粹政治樹立的空洞能指，也經常與人民的具體要求和現實生活所經驗的脫節。結果產生了齊澤克（Slavoj Zizek）所指的犬儒主義—— 「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跟循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they know that, in their activity,they are following an illusion, but still, they are doingit.）。例如，教師大概都很清楚大部分學生只是假裝在學習，但他們仍然以不斷講課的行為，演練出好像（as if）真的存在認真的教與學過程；又正如部分社會運動積極參與者也許都很明白，在香港反全球化的虛幻，但仍會在反世貿示威中雄糾糾地前進。
過去10 年的香港，見證了民粹政治的壯大，並產生了犬儒和反智的文化效果。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這種民粹、犬儒、反智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理性的文化批判是否仍然有效？有意義的智性計劃（intellectualprojects）又應該如何展開？
這也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花時間總結過去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