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繪香港學：如何尋找「大格局」？
文：鄧正健
仍是那個老問題：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樣難說？當年也斯提出這個問題時，曾提醒我們：大家都在說不同的故事，結果越說越長，越說越亂，於是很多人的說法都被其他聲音吞沒了。因此，我們應當注意，說故事的人到底是站在一個怎麼樣位置上。
今天我們所能聽到的香港故事，確實比從前豐富得多。從七一遊行開始，直到近日的皇后抗爭，一脈相承，盛載著豐富多元的本土養份，足以讓我們說好香港。但多元不代表深刻，豐富未必是清晰，今天香港故事之所以仍然難說，原因是我們一直都捉錯用神：從沒認真反省到底人們是怎樣「說故事」的。
說故事的方式，不只是方法論上的問題，也是世界觀的問題。學者說故事講求證據，他們不期望把故事說得動聽，而只希望將事實羅列出來；文化評論者敘事不多，卻更喜歡解釋事實，甚至詮釋事實，他們最終要說的，通常是一些與別不同的「觀點」；另外有些人，他們不著力於歷史梳理，也不專注於解釋事實，卻熱衷於更大的敘述格局，力圖在說故事過程中建立一套完整的世界觀。這些人可能是政治家，但這些人在香港少之又少，因為這些「大格局」的說法常被人理解為「假大空」的無聊口號，董建華可能算是一例了。相反，曾蔭權就不是這一類人，他是技術官僚，把政治當作「一份工」，將手上工作做得「好好睇睇」便算。他跟很多說香港故事的人一樣，從來沒有「大格局的世界觀」。
從純粹「說故事」的層面來說，「假大空」未必不好。說對了，便是我們的宏圖遠景；說得不好，付之一笑便算，也不會弄至民不聊生。重要的是，沒有世界觀的香港故事，就像一部偶有佳句的劣質文學作品，縱能成一時之選，卻無法留傳於世。這種大格局的說香港故事方式，我們可以挪用一個由來已久的名稱來重新命名：「香港學」。
洪清田‧陳冠中：兩種「大格局」的香港學
「香港學」一詞自然令人想起政論家洪清田。洪清田提倡「香港學」二十多年，主要表現在他的政論文章中。在最近《亞洲週刊》出版的書展特刊裡，洪清田就明確地道出了他的「香港學」綱領：「所謂『香港學』，是百多年香港的中國人率先跨越中西方斷層、出入千百年異同而生的獨特社會和文化。這些層層疊疊的內容和意義，形成完整而豐富的體系，虛實互濟互應、正反共存並行和轉化，堪稱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人類歷史中的奇葩。」
略嫌概念化的修辭，但也足以讓我們讀出他的香港故事：把百多年的香港殖民史，視作中華民族的發展坐標。其中關鍵在於香港在「個體化」、「世俗化」、自由經濟體制和健全管理制度這幾方面的理想發展，都是幾千年來中國前所未有的。於是，他的香港故事，就成了中國故事的樣版和預演，也是香港的價值所在。因此，當人們批評他「大香港主義」時，顯然就誤解了他的意思了。當他聲嘶力竭地高呼「香港好」，其實是要建立一套說香港故事的世界觀：透過說好香港故事，重建民族的現代性。他的思想格局，直迫「五四」時代。
除洪清田外，另一位具有大格局世界觀的說故事能手是陳冠中。陳冠中近年的盛名，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他對嬰兒潮一代的「懺悔」：他正確地解釋了，過去香港如魚得水，到今天何以一敗塗地。不過很多人都忽略了，他的說法中另有更精采的部分，那就是「雜種主義」。〈我這一代香港人〉不過是一時之作，雜種主義才是精髓所在。
在《我這一代香港人》增訂版中一篇重要文章〈雜種城市與世界主義〉裡，陳冠中指出，所有的大城市都是一個混雜的場域，既有本土文化身份的傳統，也有吸納外來文化的胸襟。但本土和外來之間從不是截然對立，所謂「身份」也不是鐵板一塊，當我們把「身份」放在「世界」的框架裡考察，就會發覺一切「中心/邊緣」的身份爭論，其實都是毫無意義。因此陳冠中才會說，像「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香港人？」這類問題，根本就是「假問題」。「香港人」是城市身份，而「中國人」則是國族身份，兩者並行不悖。過份強調兩者的對立，只會讓香港故事錯說下去。
洪清田把香港當作中國的現代性樣版，陳冠中則走出了後殖民式的思想困局，以「坐落於中國的世界城市」標示香港，他們說的香港故事，理念不同，手法各異，但至少有還兩點相同：第一，他們說的都不只是「香港故事」，而是「中國腳下的香港故事」，比過去眾多自說自話的所謂「香港故事」，他們展示出大格局的氣魄。第二，他們說故事不重羅列，解說不多。陳冠中文章鋪陳很少，常常順手拈來，跡近清談；洪清田解釋事件，重點不在解釋，而在於闡釋自己胸中的一套哲學。我們大可批評他們說得不夠踏實，有點「假大空」，但他們的世界觀，或可稱之為他們的「香港學」理論框架，無疑為「說香港故事」提供了綱領性指引，讓我們知道說到哪裡去。
羅永生‧林沛理：「選擇」與「例外」
在一篇專訪裡，陳冠中提到今天我們喋喋不休所說的「香港故事」，其實大都是九七前的故事。我們沒有新的東西可以說，一味迎合中國大陸的格調，結果弄至今天香港主體性的徹底失落。陳冠中的說法，正正揭示了一個再說香港故事的困境：沒有了九七作為「死線」，我們好像忽然沒有了說故事的坐標，要不是重覆九七前的說法，就是以狹隘的視野自說自話。或者對今天的香港人來說，「九七」本就是一種心理學上的原初創傷(trauma)：我們既需要「九七」才能訴說自己的故事，也因著「九七」的陰影，我們無法說好今天的故事。回歸十年，各式各樣的香港故事又重新出籠，但大多都仍是以「後九七十年」為坐標，原初創傷的影響依然陰魂不散。
難道我們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也沒法掃除這種創傷？在云云趁著回歸十年和書展出版的著作之中，有兩本「另闢蹊徑」的作品，提供了兩種有趣的說故事方式。文化評論人林沛理在《香港，你還剩下多少？》一書中，提出了他的說故事方式是：提供解釋。他說：「說故事的本質不是羅列事實而是詮釋事實」，透過對各種政治和文化現象的「文化評論式」解讀，他指出香港故事一直是一個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的故事，過去的經濟奇蹟、各種流行文化霸權、近乎完美的自由體制、還有香港的後殖民處境，無一不證明了香港是國際的「例外」，一國兩制就是要保證這種「例外」五十年不變。後九七香港的衰敗，亦正是例外主義衰亡的結果：今天香港的「例外」，已經所剩無幾。
學者羅永生則在《殖民無間道》一書中，也揭露了香港的「例外」性質。他指出，香港從不是一個普通的殖民地，而是「殖民城市」：既是一個中國城市，又是一個英殖民地。於是，所謂「香港身份」，都只是一種政治投誠。在法制上，香港人曾是英殖民地屬民，現在是中國香港公民，然而在身份上，從過去的高等華人、買辦政治、慈善組織，到後來親中親英或左派右派的政治表態，無一不是充滿各種枱底交易，這就是香港勾結式殖民(collaborative colonization)的本質。「九七」是一場「大洗牌」遊戲，讓我們洗掉過去的記憶，重新選擇效忠誰，和再勾結的方式。這種「選擇」，就是羅永生所認定的「香港身份」。
林羅二人的說法，為我們提供了重繪「香港學」的契機。香港例外主義的成功因素，基本上就是洪清田「香港學」中主要內容，也是陳冠中說所「我們一定是做對了些什麼」。但洪陳之間的根本差異，卻在於他們說故事時的「選擇」。
洪清田曾以「無體西用」去描述香港文化的特徵，並藉此「選擇」向讓中國崛起的「現代性民族主義」投懷送抱。可惜他的說法未免太理想化了，香港之「用」不足以說完香港故事，他沒有看清楚，香港的「體」並不是一種「無」，而是例外主義中的「文化意涵」，或稱之為「香港性」。「香港性」既不是指絲襪奶茶九龍皇帝或集體回憶這些「現成」的實物實事，亦不是指中環價值本土意識或公民社會這些單一概念，但清楚界定「香港性」卻毫不容易。
於是到了陳冠中手裡，便用上了一個折衷辦法：雜種主義。這種香港故事的說法，不僅是對「香港性」的一種解釋，也是一場文化身份上的「(不)選擇」：既對不同文化身份的多重效忠，也是多重不效忠。不過，從氣質上看來，大概他寧可當世界公民，也不願做雙面臥底。
如此說來，「香港學」的最新網領，就是要好好解讀人們如何藉著說香港故事，「(不)選擇」關於香港身份的世界觀。這才是說故事的「大格局」。
原載於《明報》世紀版D06，2007-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