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刊出之後(《明報》2007年8月2日)，幸蒙曾鈺成先生垂注，在亞洲電視的評論節目《你有理講》花了好幾分鐘回應。他先是說﹕「唔睇梁先生篇文，我都唔知道原來守住皇后碼頭班後生仔咁有料到喎」，然後對準我說朱凱迪懂波斯文這點，推論「原來要懂波斯文才有資格談保育，那麼全體立法會議員和全港市民都不能談保育了」。最後，他還加了一個按語﹕「既然全港市民會波斯文的人這麼少，那麼是不是就不用搞普選了呢？」

　　我相信凡是看過拙作的讀者都知道我的邏輯絕非要先學會波斯文才有關心文物保育的資格，聰明的曾鈺成先生自也不可能誤會這點。我猜他多半只是想用他一貫的幽默手法帶出另一個很重要的論點﹕「本土行動」這幫年輕人的理論太過深奧了，所以市民大眾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因此市民大眾也就很難同意他們的行動了。本來曾先生意在調侃，我是不應該很不識相地認真回應的，可是他這番言外之意卻又很值得引申探討，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從他的說法開始，研究一個對香港社會而言相當重要的課題。

　　執筆之際，馬力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剛剛傳出。在香港「愛國愛港」的陣營裏面，馬先生可說是出類拔萃的英才，他的離去不禁令人替這個陣營的未來擔憂，到底「青年民建聯」培養的接班人現在身在何處？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又有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價值觀，對它有個確切的掌握呢？就以近日的「皇后碼頭事件」為例，《文匯報》的周八駿先生也已經看到「政治代溝」的問題了(見《文匯報》07年8月8日)，民建聯呢？多年以來，蔡素玉議員從樹木的保護一直關心到海港的規劃，而「嫻姐」陳婉嫻投身九龍衙前圍村的重建問題更是少說也有10年了，為什麼擁有這兩名女將的民建聯不只搶不到近期熱門的「保育」議題主導權，甚至還給人一種反對「保育」的印象呢？何以這兩位議員都曾表態支持「本土行動」捍衛皇后碼頭的主張，最後卻分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關鍵投票上棄權和缺席呢？假如我像曾先生一樣，衷心盼望「愛國愛港」力量的壯大，這時候恐怕就不會把時間花在報端一篇作用不大的文字上了。

　　其實曾先生還真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有不少市民都覺得「皇后碼頭事件」很無聊。因為這個碼頭既不優美也沒有太過長久的歷史，更何保存它還會阻礙發展，使得中環的交通更為堵塞。不過，只要稍稍花點工夫看過「本土行動」及其支持者的文章，就該曉得不僅填海修路與保存碼頭沒有衝突，這座不太起眼的建築更是別有一番歷史價值。關於歷史價值這點，支持政府的市民自然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讓大家辯論一番。然而又有很多人和曾先生一樣，覺得對方的說法太過玄奧抽象，脫離了一般大眾的理解範圍。

　　回顧整個討論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反對保存碼頭的論者與對這個課題不感興趣的市民，其實都沒有認真看過聽過另一邊的論據，所以真正嚴肅的論爭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原因到底是「本土行動」的說法太深奧，還是大家不願意去聽呢？我同意葉秋兄的意見，「保育」一方的確沒能成功地把論點包裝成容易消化和售賣的信息(見《明報》2007年8月3日論壇版)。可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抹煞根本不願意去聽另類意見的可能。

　　為什麼我們參與辯論，但卻不願去聆聽和理解對手的論據呢？先撇開複雜的心理因素不談，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先把守在皇后碼頭的那群年輕人看成了不用理會的「搞事分子」呢？在香港這塊地方，大家很習慣地把示威集會的人當作「有破壞沒建設」的搞事分子，動輒批評他們的行為太過激進失去理性。用張健波兄和馬家輝兄的字眼，這種人通常也叫做「刁民」。反過來說，不上街不「搞事」不和政府對覑幹，最多偶而寫信投訴的則是「良民」了。比起激動的「刁民」，「良民」不只守秩序，而且還天然地有理性。既然「良民」是理性的，早被預判為不理性的「刁民」的道理還用得覑聽嗎？所以我們在整場「皇后碼頭事件」裏最常聽見的一句批評就是「都唔知班友搞乜，鰠度搞搞震阻住晒」，一方面不知道那班人在搞什麼，但另一方面卻又可以肯定他們是破壞大局的滋事分子，這不是很奇怪的邏輯嗎？

　　曾鈺成先生那番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一方面似乎代表市民大眾中的「良民」說話﹕「我懐都唔明你班人講乜」；同時則在這種代表關係上用言語反過來塑造了典型香港「良民」的形象。這也是我們很常見的論述方式，也就是讓自己先和普羅大眾掛鈎，再把普羅大眾形容為一種既聽不懂深奧大道理，也不願意去聽懂它的普通人。在過去數十年來，這類「我讀得書少，唔好呃我」的普通人形象不斷重複出現在媒體之中。談到文化藝術，固然有一些本身飽讀詩書的大人物常把「唔好玩深奧，o的香港人唔明o既」奉為金科玉律；至於複雜的公共事務，同樣有很多政客和意見領袖喜歡把香港人說成一種只是關心個人生活，不想管「政治」更沒興趣去了解它的冷漠「良民」。我不懷疑這種「良民」是昔日香港社會的主流，但我們也應該小心這種「良民」的形象是怎麼被塑造出來，乃至於被認定是主流的。曾先生那番言論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了，他沒有正面回應對手的論點，卻把注意力放在怎樣拔高對手的形象，將他們描述成一群脫離大眾的「知識分子」(很有趣的是這4個字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貶義詞)，然後再自比為普羅百姓的一分子，以便製造「你的道理沒人要聽」的效果。

　　為了豐富我們對這類「香港良民」的理解，我還可以再引用另一個例子。在各種批評「本土行動」的聲音裏面，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這樣的﹕「中環舊郵政總局和利舞台不是更有保育價值嗎？為什麼你們當年不站出來，現在卻要去皇后碼頭搞事呢？」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自然是強調年紀的差別，現在主張保留皇后碼頭的年輕人當年要不是還小，就是根本還沒出生；除非有時光機器，否則你怎樣叫一群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去守衛早已拆卸的郵政總局甚至尖沙嘴火車站呢？

　　但這個問題更有趣的地方在於提問者似乎不反對保育的重要，他只不過覺得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應該被保留下來罷了。我建議所有抱持這類想法的人都該拿這個問題反問自己﹕如果利舞台、郵政總局和尖沙嘴火車站那麼美好那麼有價值，為什麼當年我不發聲捍衛它們？為什麼當年我不站出來呢？可能的答案之一就是當年我們並不看重保育的價值。沒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在有機會為利舞台的保存做點事的年代都沒有走出來，所以它只能在一片惋惜聲中消逝遠去。然而這正好也證明了保育確實是個新觀念新價值(起碼對香港的主流社會而言)，所以它是下一代人的目標。

　　然而，更值得反省的是假如問這種問題的人當年就很憐惜舊建築舊空間，為什麼那時候他沒有試著提出過反對的意見？為什麼不願意以行動抗拒當局的行動呢？事實上，這種問題正好折射出「香港良民」的另一種性格，那就是不要妄圖改變現實，更不要反對當局的作為。如果政府設有某些上達民意的渠道，儘管它的效用成疑，我們也應該好好配合。如果政府並沒有就著我關心的議題廣開言路，那我就只好默默認命，承受失落。總之我們不能在一切現存的機制以外說太多話，搞太多行動，否則我們就不是「但求搵兩餐晏仔」的小市民了。

【香港良民考之一】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11/8/2007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