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早11時在遮打花園遊行到政府總部:聲援紮鐵工友行動，目的是要求政府盡速介入談判。〕
紮鐵工人罷工的政治含義
作者：陳敬慈(英國華威大學比較勞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紮鐵工人展開了近年來少見的持續罷工﹐爭取目標從金融風暴后被動反減薪，演變為主動要求加薪，可見在經濟复蘇之下，工人的信心增加了,勞資矛盾也激化了。如長實集團副主席李澤鉅所言，紮鐵工潮工已演變成全港問題。
特區政府在事件上的處理手法﹐表面上承襲英國自由主義的傳統，令勞資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談判，政府的介入最多只扮演傳聲筒的角色。缺乏集体談判權和集体勞資糾紛的法定處理机制，令香港絕大部分的罷工都是非正式的罷工(unofficial strike) 或者野貓式的罷工(wild cat strike) 。事實上，正是由于這种罷工的頻密及其對生產力破坏，迫使英國政府放棄了其工業關系上不干預的傳統，今天的英國，‘不干預’ 已經成為了神話。
上世紀60年代，面對風起云涌的罷工浪潮，英國政府委任委員會(Donovan Royal Commission) 對工業關係進行研究，Donovan Report建議設立勞資糾紛的法定談判机制，給于工會厂房代表(shop stewards) 正式的地位。Donovan Report也促成了英國第一個工業關係研究所在華威大學的成立，該學派代表人物Richard Hyman在其經典作品<<罷工>>中指出，工會應該是工人改善工作條件的集体手段，但現實上，面對來自資方和政府的壓力，不少工會將維持与政府和資本有秩序的關係(orderly relationship) 當為首要任務, 最后導致厂房代表抗爭文化的興起，不少罷工連工會上層也無法控制。Hyman的分析我們從札鐵職工會与其會員的關系演變中得到印證。不同的是，目前香港工會組織在政治上的分化和競爭，令工人有不同的選擇。
和紮鐵工人罷工相似的例子是今年英國的郵政工人展開了多次的持續罷工，要求加薪超過政府設立2%的公營部門薪金調整上限，資方開始時不愿意談判，工資上限由中央政府訂立，并非一部門可以左右。在未處理郵件超過2億而更多的工會准備就是否罷工進行會員投票的情況下，勞資雙方終就重返談判桌達成協議。紮鐵工人的罷工會否出現同樣的結果? 很大程度上看工人的決心、耐力和能否爭取更大程度的團結，但也取決于政府和資方的策略回應。部分經濟學分析認為，工資取決于供求關係，而非工人的斗爭，這种將經濟抽离于政治的說法完成沒有現實基礎。一個行業工人的罷工，在關鍵時刻影響的不僅僅是該行業的工資，更是整体的勞資關系和利益分配。
在英國，新工党執政10年，流失了四百萬選票和一半的基層黨員，這個不受歡迎的政党卻沒有失去政權的危机，原因是人們對戴卓爾時期的保守党更加恨之入骨。人們無法忘記，1984年保守党政府鎮壓煤礦工人的罷工和操縱民意攻擊工會的歷史。政府和資方在罷工期間往往會利用‘民意’ 影響工人的信心和內部團結。從此之后，英國的社會政策全面向資方傾斜，勞方的政治影響力大大減弱。今天在歐盟各國中，英國的勞動時間最長，工會權利最缺乏保障。
但和英國等經濟發展水平相若的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的法律更向資方傾向。這同香港缺乏民主政治和工會的政治分化有關。香港工人有輝煌的斗爭歷史，1925到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歷史上最長的罷工，國內兩党對勞工運動的介入從此開始。一直到70年代，親國民党的工團被納入建制，親共產党的工聯會轉為低調活動，才為政權以外的工會活動創造了空間。教協和不少公務員工會都在這一背景下成立，在此基礎上職工盟在1990年成立，並將爭取民主列為綱領之一。
聯合國所确認的核心工會權利，在香港的落實十分不理想，工人沒有法定的集体談判權，對罷工權的保障也十分不足，工人的組織權所能發揮的功效也因而受限。1997年回歸前的立法局通過了職工盟議員提出民主派支持的集体談判權權法案。諷刺地是，該法案在數月之后被包括工聯會議員在內的臨時立法會推翻。勞工權益犧牲于親中和民主的兩元對立之下。這正是紮鐵工人無法和英國的郵政工人一樣，在法律規范的框架下爭取提高工資，而被迫走上街頭抗爭的政治背景。
從這意義上，勞工運動的政治含義是無法否認和避免的。也正因為如此，紮鐵工人的罷工值得更廣泛的社會支持，不僅僅是為了數千工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一個發展更平衡的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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