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萬中大同學每天在校園裏生活，怎會對校園規劃沒意見。圖為崇基池旁路轉堂時熱鬧盛況。
編按：香港的建築及規劃專業人士，普遍仍抱着高人一等的精英心態，自以為比持份者更懂得其需要。雖然參與式規劃﹝participatory planning﹞在海外已經成為常規，但在香港，第一個民間規劃方案三年前才在灣仔利東街第一次出現，最終還被城市規劃委員會否決。中文大學的校園發展能否成為另一個參與式規劃的試點？參與式規劃與校園民主有何關係？我們為此訪問了近年努力推動參與式規劃的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陳允中老師。
問：為什麼要如此強調大學員生、校友、以至周邊社群的參與制訂校園發展計劃？校方高層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由他們去主導中大未來的規劃不是很好嗎？難道他們會害中大？有廣泛參與跟由高層決定的規劃，分別在哪裏？
答：先談什麼是參與，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參與民主」。參與其實是民主決策的其中一種方式，不是必然存在的。在成熟的民主社會，當權者才會把「參與」當成一種常識。在集權的國家﹝無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參與就是挑戰權威，是不會被鼓勵的。依我看，參與與否要看社會對民主化的想像。香港仍然在民主化（democratizing）的進程中，參與權當然是經過爭取才能得到，特區政府或任何官方機構都不可能主動放權給市民。爭取參與權是民主化不可或缺的過程。全民普選是一種代議民主，是人民要求透過民間代表對國家層次的政策有決策權。社區參與是在一個相對小的範圍內，做直接民主決策。在學校裏提倡參與就是要校園民主，讓學校的重大決定開放給相關持份者一起決策。簡單說，在校園爭取民主，必然是香港民主化的重要領域。甚至，作為一個理想的社群，校園民主經常是帶領社會民主的前鋒。
回到問題，為什麼不讓菁英中的菁英為「公眾利益」做決定呢？三個原因。一、菁英很可能有自己的利益，對公眾利益的解釋有偏頗，畢竟他/她們缺乏﹝校園﹞的民意基礎；二、菁英的同質性太強，很可能只看到問題的某一個面向，無法做一個更全面及更容易被接受的決策。三、菁英決策在殖民管制中是「正常」的，但在一個正在積極民主化的社會中，無法取得足夠的合法性。菁英一般都缺乏對公眾的信任，以為公眾都是自私的，無法為公共利益做決定。不信任公眾是菁英們閉門做車的理由﹝或藉口﹞。這種「認為公眾不夠成熟來維護公共利益」的看法通常是一種偏見，是殖民時期的產物。香港社會民主化已走了二十幾年，有什麼理由不信任公眾呢?尤其是在充滿理想的校園？如果在校園都爭取不了民主，難怪香港的普選要一直被拖延了。
問：現在的大學規劃被別成前提和設計兩部分，前提由校方高層決定，中大員生/校友能給意見的只有設計，這樣做有什麼問題？大學和建築師有一個共同的說法：如果只討論前提，沒有東西看，大家就不會感興趣。這種說法是真是假？
答：無論是校園或社區的參與式規劃，重點都是先充權，再做決策。跟專業的規劃師或設計師比較，一般公眾的「專業知識」當然不足，但不表示公眾是無知的。如果專業術語可以用白話來解釋，就不可能不明白，明白之後就不可能沒有興趣。當當權者以「技術理由」來拒絕討論「前提」時，通常就表示他們不想跟持份者分權。因為前提是最重要的決策，也最需要持份者的投入與辯論，也是最能彰顯一個校園民主化的程度。如果當權者有誠意，也相信校園民主，這種技術性問題一點都不
難解決。主動提供簡單易懂的文件是最基本的事，當權者更應積極的喚起校園持份者一起做決策的興趣，這就是先充權的關鍵。等大家都有足夠的認識，足夠的資訊，再一起做決策。這個參與民主的過程需要誠意與時間，但一定做得到。中文大學作為香港數一數二的的大學，如果校方辯稱中大同學無法看明白文件，那大學外的社區參與規劃不是天方夜譚嗎？
以香港的市區重建為例，市區重建局的「前提」是所有的人都「必須搬走」，這是所有爭議的焦點。街坊要求「樓換樓、舖換舖」、保留社區網絡，就是挑戰市建局這個重建「前提」。問題是，這個「前提」有什麼根據？合理性在那裡？參考外國的情況，市建局此「前提」已經過時，美國七十年代已放棄了。如果市建局不開放此「前提」給重建區街坊參與討論與決策，只要求街坊在賠償金額、或樓宇設計等層次「參與」，便永遠無法解決核心矛盾。
問：有一種說法，跟香港主流社會的討論很相似。因為大學之間的競爭很激烈，正如城市間的競爭，所以不單要發展，還要很快地發展，才能早着先機。如果用很多時間協商，到頭來只會搞砸事情，在競爭中落後於人。身為提倡參與規劃的學者，你如何回應？
答: 一個沒有共識的共同體 (community)，怎麼可能有競爭力呢？既使一個公司，如果公司決策都是CEO說了算，其它職員都只是執行者，那麼這個公司必然無競爭力，用高薪都留不住人，因為有想法的職員都不會只是執行命令的機械人。有競力的新型公司，尤其是創意產業，都強調team work的重要性。CEO一定要放權給公司職員參與決策，強調公司民主的公司，不但會生產更全面的解決方案，公司職員也會更認同公司，願意成為與公司共存亡的共同體。
競爭力的重心是在共同體的營造，不是決策的效率。如果校方花少一點時間來對抗持份者要求，花多一點時間放權，充權與共同決定，問題早己解決。花最多時間，也是最沒效率的，就是在面對挑戰時繼續維護菁英決策模式，不願做任何改變。如果校方也可以跟強調公司民主的公司學習，不但可以有效率地做決策，民主決策過程中所形成的共同體，也會繼續維持及推動這個共同決策。有共識的共同體才是學校最持久的資產，才是競爭力的來源。
問：以你對中文大學的了解，可否很快地說一下，要在這個校園裏搞參與式規劃Master Plan，應該經過什麼樣的程序？時間如何安排？
答：我不是中大人，恐怕不適合給具體的建議。可操作的參與規劃方式很多，哪一種最適合必須由中大社群自己爭取與討論出來。讓我分享一點準則與想法。
一、參與規劃的精神是讓使用者(user)及持份者決定將來影響他們的空間規劃。作為使用者，他們可能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但他們有「使用者的知識」，對好品質的空間是有想法的。這種insider knowledge，是任何好的規劃﹝good plan﹞最重要的知識來源。因此，參與不只是把決策權下放，建立共同體 (上面己說)，也是要 tap into 這些重要的使用者知識，把這些知識跟專業知識結合在一起，使最好的空間規劃更附合使用者的需要，所謂User friendly。參與規劃的使用者一般對最後的成果都有強的ownership，會更加珍惜與認同。
二、Master plan是絕對可以開放參與的。如果沒有持份者及使用者發聲，那當權者可以說沒人感興趣，所以代使用者決定，那也無可厚非。如果當權者是民主的信仰者及推動者，可以選擇積極邀請使用者與持份者參與，不斷提供資料、舉辦座談會、展覽與工作坊，讓持份者認識到他/她們聲音的重要性﹝典型的充權過程﹞，然後才參與決定，共同完成master plan。但這種當權者主動放權的情況幾乎沒有發生過，除非我們有真正的democratic leader。目前，中大學生及校友已經明顯發出聲音，要求參與 master plan 的規劃與決策。這是香港民主化的正常現象。這種參與需求如果沒有得到具體回應，恐怕會引起長期的爭取過程。雖然大家明白校園民主化都必然經過一段爭取的過程，但如果當權者可以快速地認清香港市民及中大學生對民主的堅持，以更誠懇的方式來共同設計參與的程序與方法。整個過程可以變成中大校園民主化的起步點，不但可以產生更受歡迎的決定，也可以營造更有競爭力的社區共同體。
三、有權力的一方如果肯放權，可以很快啟動有關參與規劃方式的討論，即是選擇遊戲規則。只要雙方有誠意，可能一個月以內就能決定。參與方式有很多種，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共同決策小組」模式。成立一個跨界別的校園master plan 規劃小組，共同策劃。在策劃過程中，委員們要辦各類的說明會、展覽及工作坊，不只是蒐集意見，最後的決策也同樣要經過一連串的參與過程才做決定。如果有重要的爭議無法協調，最後可以用「投票」方式來決定，大家都遵守這個決定（雖然還是會有人不滿）。其它的爭議都可以互相說服及協調的方式解決。Master plan 關乎學校的未來，參與過程不應該太短，實際長度要看協商的結果，一般不應少於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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