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本地對反日示威的評論是頗感不舒服的，對陶傑的 ‘愚民論’ 早不放在眼內，但對李怡的 ‘暴民論’ 卻不得不表示慨嘆。批評專制的中共是教人欣賞，只是若然成了轉移視線，將日本右冀軍國主義問題淡化卻是不應該。
今次評論的另一大特點是實力政治 ‘real politic’ 的角度非常突出，即嘗試從國家利益與角力 (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動員) 上剖析事件背後的政經關係，此角度是重要的。只是，在認清我們身處國際環境的同時，我們亦應問到底我們渴望怎樣的國際關係？若帝國主義是帶來壓逼與剝削的不公義體制，我們要問這體制到了今天是怎樣運作？其基礎或認受性是怎樣產生？從而梳理清楚到底我們對帝國 (或軍國) 主義的批評是何所指？繼而思索我們追求的是怎樣的世界秩序。期望在中國 ‘和平崛起’ 的同時，既不淪為被壓逼者，亦不成為壓逼者。
內地學者孫歌曾對日本左冀思想家 (相對維護建制的右冀) 竹內好的思想作出推介。竹內好的著作主要發表於五、六十年代，其對戰爭的反省先是戰爭的分類，指出太平洋戰爭跟亞洲的包括侵華戰爭是兩種類型，太平洋戰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的鬥爭，故此戰爭是參戰雙方都是有責任的；但對亞洲的戰爭不同，那是單向的侵略，故此日本該對這類戰爭承擔所有責任。
但是竹內好指出，戰後日本雖經歷了遠東軍事法庭審判 (後稱東京審判)，卻並不是以以上準則作為審判考量，因美國作為這次審判的主要代言人，將審判重心從對亞洲的侵略移至太平洋戰爭，審判的重點是對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和平的威脅與戰俘的虐待，相對言亞洲的罪行被刻意淡化，如731部隊的實驗竟被美國軍方據為己有，從而讓該部隊頭目免去罪責，南京大屠殺雖被審理，卻不是法庭主要審理對象。
竹內好指這次審判的最大問題，是由一個帝國審理另一個帝國，而美國透過對日本 ‘邪惡’ 、 ‘野蠻’ 的指控建立其 ‘文明’ 、 ‘公義’ 的形象。透過此二元對立身份建構，美國遂將其戰爭罪行合理化與模糊化，燃燒彈與原子彈殺害的大量日本平民的罪行被掩蓋，更贏得 ‘解放者’ 的美名從而對日後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干預提供合法性。
亦正是經歷如此不公義審訊，讓日本右冀一直心存不平不憤，認為恥辱是由於不夠強大不夠狠，只渴望他朝能東山再起，從而未對戰爭作出韱悔的反省。
竹內好希望帶出的，是如何走出冷戰以降文明與野蠻對立的二元思考模式，在摒棄天皇制同時，如何不掉入美帝國主義的桎梏，從國內專制與國外霸權以外探索沒有壓逼的第三條路；更宏觀而言，是如何擺脫 ‘東方’ 與 ‘西方’ 的二元對立思考模式。
我想，這次反日 (反右 / 罪更貼切) 示威實應帶出更豐富的討論視野，讓大家重新思索帝國主義為何，尤其美國的布殊仍厚顏地以解放者自居，香港的媒體又過份樂觀的對伊拉克民主選舉表示興奮。在日本學者不斷質疑美式 ‘輸入式民主’ 如何美化帝國主義及掩蓋宰制的同時，留待我們思考的實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