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接觸學聯的機會不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只是在前年大學削資事件時做過跟班,隨團拍攝學聯會見唐英年的過程.只是近來的八樓,普選投票和發言權的事件使我不其然想出事件之間的各種關聯.
其實學聯當中存在的問題不是在一夕間才發生的,我們不難發現在過往數年也出現和今次對學聯相類近的批評:學聯似乎“假民主”, “推動學運時鮮有成果”.這令我很懷疑:究竟換了學聯內部的人馬是否就可以有“新世界”?學聯的運作邏輯是否也與政府官僚思想有類似的地方?甚至,學聯的官僚運作制度是否也可以成為政治抗爭的場地?
我本身並無意慾討論官僚化的必要性(況且本人也不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這種討論亦容易使大家跌入概念及字詞定義的討論),只想提供一種視角嘗試整合我對學聯零碎的印象.
不知道學聯在分析學生運動的事務上偏向採用“資源流動”的分析模型,在討論時強調“效益”,“資源(人,時間,物資)理性分配”的工具理性邏輯.我們在討論時著重的是“人手如何分配,時間,物資如何節省”的物質上討論,因此 “會議極多人發言、遠遠無法完成會議的合理進度，……會議的秩序大亂”(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6784&group_id=11 ) ,討論會上牽涉的是時間上的效益問題, “人多費時”成為資源的極大浪費;討論關閉八樓的事件中,強調的是“當中有太多非學聯人士使用,浪費資源”, 資源成為討論中心,也是攪學運的最大前提,我們無法得知會議當中有沒有討論背後的理念問題,有沒有在以資源流動為中心的討論範圍以外有更多可能性(除了現有的資源分配方式外,有沒有其他的分配模式?花大量於政治理念上的討論是否阻礙資源流動?)更不能看見學聯會否因政治理念的分歧而會作出任何聲明.這種商業企管CEO的運作邏輯底下,一種較難被量化計算,卻影響學生運動至深的政治理念似乎被視為次要,更甚者政治理念(或口號)被視為學生動員工具,理念討論的目的是增加人力資源(政治籌碼),而非在政治自覺上的反思及各方互動.
如果這推論有其合理性的話,我就嘗試把學聯的運作邏輯帶入表演政治的層域裡: 不知道削資的理念是甚麼,卻紛紛先向傳媒表態罷課;在政府門前假裝和政府官員的衝突;在傳媒面前套上李國章和唐英年的面具諧擬一番.我們沒有討論過政府的資源分配問題,沒有討論在現有制度下資本流向的集中,更沒有討論學生運動是否只有學生的面向:利益受眾是否只是學生,學聯可否在與其他弱勢社群的合作下運作.學聯做的,就變成在資源上的成本效益前提下,把活動變得“小投資,大回報”,要在媒體中盡快表態,投擲一堆政治口號,或色彩鮮艷的橫額,以求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大的群眾力量;普選投票純粹作為一種表態,表示大學生如何關心政治,如何用手腳投票(奇怪的是為何我們不可用口分享/交流意見,學生被抽空成絕對個體—選票,亦是絕對集體—贊成/反對的比數).不論結果如何,普選最終都變成“嘉年華政治”,笑臉迎向“普選”這絕對公義的懷抱.一種種意義被抽空的政治表演成了學運目的,精確的資源計算成為學運營運邏輯,學聯變成另一間UA戲院.
如果抽空了意義的符號成為了阻礙討論,節省時間的工具,而且節省/運用資源又是學聯的根本運作邏輯(當然我亦明白這企管模式正正和政府(甚至社會)運作CEO化有很大的關係),那就回到最根本亦最重要的問題: 資源是否學聯運作的中心? 而討論焦點除了資源流動以外會否有其他可能性? 資源分配是無可避免的,但如何再分配?根據甚麼再分配? 學聯沒有時間籌備普選行動,橫額票箱投票站等資源可否被再重編配,成為用作討論普選議題的麥克風和圓桌?
學聯可否將其運作模式視為鬥爭之地,把CEO和表演政治揪出來研究,成為學運的一部分?我相信這是一個有趣的疑問,也是一個很好的討論方向—如果這不用被視為浪費時間,攪亂會議秩序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