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参與了嶺南大學人文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香港文學的定位、論題及發展」研討會，期間在「香港文學與文化」的子題中，講者之一中大宗教及文化研究系顧問何慶基便從文化政策的角度，提到文學在香港未來的文化政策發展中的可能性。

本地文化政策中的「文學」
何慶基劈頭便提到文學在現行文化政策中的邊緣化現象，例如近日給討論得熱烘烘的西九文娛區便沒有文學的位置。何指出，本地文化政策所碰到的其中一個問題，便是藝術教育及評論的問題，沒有軟件的中介，要談長遠與深化的文化發展，是很困難的。他指出，對於文化藝術，大眾媒體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不重視，他們也希望刊載有關文化藝術的消息與評論，問題是本地的文字素質欠捧，由此亦可見文學教育的重要性。

何慶基接著指出，文學在本地文化政策中的邊緣化現象，其來有自。原因之一是自六十年代以來，港府對文化藝術的發展，一直偏重表演藝術。由1962年成立的香港大會堂，到1967年暴動後港英殖民政府所推廣的文化活動，一直都以演藝為主。八十年代中期，港府成立的演藝發展局，也是表演藝術的天下。九十年代中期，港府成立的藝術發展局，雖然在一定程序上矯正了上述的傾斜現象，演藝以外的藝術類型也開始被納入政策層面，但文學至今始終無法像演藝、視藝那樣，在政策與文化體制中取得應有的關注。

建立香港文學館？
何慶基認為，本地文學在體制支援的發展之所以疲弱，原因有五﹕(一)這跟創作的模式有關。跟表演藝術對協作的強調、視覺對場地及觀眾認受的關注不同，文學創作更強調創作的個人性；(二) 由於表演藝術強調協作，所以從事演藝的文化工作者亦具有較強的協商能力，相比之下，較為個人化的文學工作者，在協商方面的表現自然較為遜色；(三)如前所述，港府對文化藝術的發展，一直偏重表演藝術，文學是後來者，位置也就沒有那麼有利；(四)世界變了，現在整個社會講求的是奇觀化，演藝、視藝等等本身便有奇觀化的特質與條件，相形之下，文學藝術便顯得無啥睇頭；(五)文學藝術重視思想精神美藝等軟件層面，但今時今日，軟件重要，但硬件同樣重要，要在文化政策上可見，似乎也需要在硬件的層面上的「可見」。故此，何慶基建議，趁著西九這個機遇，文學界應該連結起來，主動出擊，向港府建議設立文學館。事實上，他也曾向港府有關的官員提及過以上的建議，而對方亦認為文學館的構想合情合理。但他指出，以港府一直以來的行事作風，文學界必須主動爭取，成立文學館的構想，才有實現的旨望。

管治的「文化轉向」
何慶基指出，文學館可以担任多方面的功能，由資料搜集、整理、推廣到辦活動，不一而足。他認為，有必要建立本地的文學館，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成事？他指出，西九固然是一個契機，但那是2015年的事，而面對寶貴資料的大量流失，西九是太遲了。作為援急之計，他建議本地文學界應該主動自我組織起來，通過港府剛在施政報中提出的「活化歷史建築」計劃，建立第一間本地的文學館。

正如昨日我在講評中所指出的，由港英殖民到現在的全球化年代，港府的文化發展方針，一直跟它的管治方針有關。1976年暴動之後，為了疏導民間的反殖力量，除了在經濟與民生福利上下功夫外，港英殖民政府也在文化康樂方面，主辦大量的活動，讓年青人的精力與不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發洩與轉移。及至上世紀末，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化的經濟及文化效應終於殺到埋手，像香港這樣一個差不多完全去工業化、以服務業為主的全球城市，也就開始投入以奇觀化增加城市競爭力的全球行列，正式開始其文化轉向。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所謂的文化轉向，並非如一般所言的，只是經濟領域上的文化轉向，「創意經濟」的肇始。事實上，從港府近年在西九、天星皇后運動、藍屋及利東街等城市保育運動中的反應，我們可以看到，港府在管治上也出現相應的「文化轉向」。固然，文化從來都是港府所慣用的管治工具，但跟回歸前化解式的取向不同，在後殖民與全球化的語境中，文化終於開始被「生產性」地吸納與接合到本地體制的不同領域中，「創意經濟」、「文化旅遊」、「奇觀旅遊」固然是當中的熱門領域，讓資本的大手伸進文化這塊尚未高度開發的土地，但與此同時，文化也開始被轉化成為一種生產性的管治工具，讓原本多少有「化外」意味的文化，成為管治體制的一部分。於是，若果現行的管治體制不變，將文學更可見地納入現有的文化政策與體制當中，多少都有強化現有管治體制的危險。

由民間出發又如何?
由是觀之，建立文學館本身的複雜性，也就更加不得不察。要知道，以中國大陸為例，作為文化建制的一部分，文學館往往同時担任了國民教育的意識形態角色。故此，在這一個事事講求政治正確的後殖民年代，如何在通過建立文學館為本地文學發展謀求空間之餘，而不至於淪為管治的意識形態工具，便成為了頭等的文化難題。

所以，正如我在研討會中所提出的，與其建立一所全新的文學館，倒不如開發與接合民間既有資源。其實，只要我們翻一翻香港文學學者小思所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便會發現民間從來不乏跟文學有關的文物建築，甚至文化地標。當然，建立一所全新的文學館，有其策略與實際上的需要，但如何由民間出發，發揮既有的資源，卻似乎同樣重要，因為生機生於自由和多元，而如何在管治以外尋找活力，便成為了本地公民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契機。

(圖為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央會所。1927年2月18日及19日，中國著名作家魯迅曾於會所禮堂內演講，題為《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