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人來說，絕食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的方式，應該並不陌生。說起絕食，人們會想起一堆絕食者的名字：六六年反天星小輪加價的絕食青年蘇守忠、支持七、八十年代油麻地艇户及九十年代末居權家庭的甘浩望神父，甚至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然，不會少得正在進行「接力絕食」的民主黨成員，及數天前絕食至政府總部、不支倒下的喜帖街May姐，等等。
香港人對於絕食經已很熟悉，但他們大部份人對此已不會再如六六年般引發巨大的反應。很多時候，熟悉帶來的只是麻木，而不是更多的投入和思考。絕食，在英文中，叫作飢餓抗爭(hunger strike)。在社會運動中，絕食指的正是通過一個空空如也的肚子來改造社會。然而，很少人問，為什麽一副飢餓之軀會成為有力的抗爭方式，它到底在訴諸什麽信念？
思考絕食並不容易，因為人們都慣於把目光放在絕食者個人的營養之上，絕食因而變質成一個健康課題。若去過絕食現場，你就會發現一些有趣的情景：同情者會拿來湯水呀保健飲品呀，甚至食物(給絕食者拿食物真是匪夷所思)；而不抱同情者，更會臭駡一番「身體發膚受諸父母」之類的道理，且以健康至上的角度來否定絕食行為。
正是在這種對健康强烈的關注底下，人們發明了「接力絕食」此一概念：時間盡量短、可以接力進行，甚至允許一定程度的食物補給等。一言蔽之，所謂「接力絕食」，就是既要絕食，但又不要達致損害自己身體的地步，旨在做到既安全又勇敢。
可是，對健康的過度關注，卻使人錯失了絕食的深刻意義。絕食，它首先否定的正是食慾，以及由食物挑起的各種慾念，包括情感、性慾等。因為，食物不只是食物，對絕食者而言，它是一種慾念，且令人無法自制和專注。這就說明了，早在絕食成為社會行動的方式之前，它已經廣泛地作為一些宗教傳統的修行方式，其目的旨在禁慾，而禁慾為的就是讓自己意志堅定，正如印度聖雄甘地在自傳中所說的：「我到這個時候所以還沒什麽成就，就因為我的意志還薄弱，自己還缺乏信心，對上帝的恩惠也缺乏信心，因此我的心思總是漂浮在懷疑的狂暴海洋上。」因此，甘地除了透過絕食行動影响和改造社會之外，他平日也會進行不同程度的節食，這是為了讓自己成為自己身體各種情感和慾望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需要持之以恆、不時禁慾、鍛煉意志。
好了，把這種原本源於宗教的情操移轉到社會行動的領域又是怎麽回事？首先，它是絕食者的一項自我宣稱：由絕食一刻起，絕食者將會心無旁務地專注於爭取落實某項不可退讓的社會價值之上(例如皇后碼頭、利東街或普選)，他不會讓各種各樣的惰性慾念左右自己對該項價值的追求；同時，絕食是一種押下生命作賭注的召喚：它邀請、要求、甚至「脅迫」人們跟絕食者一同審視、落實該項價值。在此，支持絕食者的真正方式，不是給他食物，而是應該一同努力貫徹他的訴求。話說，甘地因為一場印度罷工而絕食，工人們莫不急急的走到他跟前說：「你不要絕食，我們絕食…我們鬆懈了，請你寬恕吧…」甘地回說：「你們不必絕食，只要你們遵守自己的諾言就夠了。」是呀，這次絕食的起因是工人們的紀律開始走向鬆懈，破壞了罷工之初自己許下的諾言，而甘地於是「決定」不碰觸任何食物，直至工潮完結，及工人遵照諾言為止。
在另一次絕食中，甘地提出「絕食」得以奏效的三項條件：第一，人和人之間要充滿愛；其次，絕食作為最後一步所堅持的價值是不可退讓的；最後，人們要對「人」(特別是絕食者)心存敬意；否則的話，他說：「絕食是要害的！」很可惜，這些條件在香港都不是很健全吧，大部份人根本連重新審視絕食訴求都不會，涼薄的人會視之為刁民無建設性的所為，而同情者則把它看作健康問題。也許，在香港，「愛」、「敬意」和「不可退讓的價值」離人們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