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個人/公共是否屬於一個完全可以分割的空間分類﹖為甚麼是「個人」的話我們就沒法干預﹖更深一層的討論就是：為什麼我們先把他們的歡愉定義為個人的事﹖又把道德教條先置於公共領域﹖

先分析各評論中媒體與讀者的道德互動。現今香港的社會生態繼續保留達爾文式的競爭邏輯，製造精英同時製造更多平庸(mediocrity)，既訓練少數管理人才又訓練更多被管理奴隸，於是人在社會的生產層面上往往處於被去權力化的環境，管理人員在社會階梯上遠遠高於員工，員工階層被集體閹割。然而在個人消費主義的魅惑下，不論任何階層的人只要達到某種消費模式的要求，就會重新被社會認受，因此在生產上的被閹割的痛楚，就可在消費上得到的亢奮作補償。然而這魅惑背後隱藏的是消費與生產的互動角色：我們以某種指定的消費模式運作從而得到充權時，背後卻在進行另一種(文化)生產，在這生產模式底下，我們又同時對某種非主流生產(消費)模式排斥，原因是消費國度其實和生產國度同出一轍--它們都是倚仗不斷製造精英/平庸以鞏固同一權力，它們的服務對象由始至終都是同一階級的人，因此充權/閹割的歷史重演的確是可預期的。

但我們如何理解某些批評媒體的討論中極力爭取事主性行為的「私人性」的角度﹖這牽涉消費魅惑其表面呈現出和生產之間的矛盾。個人主義下的消費邏輯往往是將社會的不公抽離於自身以外，再將個人的消費模式置入：廣告中主角面對緊張的都市壓力，喝下某牌子的飲品，立刻舒緩情緒，在「無法改變」而又殘酷的外在社會中建立個人的，和平的世界；大長今的香港長今精神不是向國家說不，而是長今的不屈精神，逆境自強，其光輝也是個體的；電影的個人英雄再沒有其歷史面向，白人英雄法西斯式把阿拉伯壞人分屍棒打然後贏得美人歸。社會的階級/種族/性別/文化不公義沒有被列入討論範圍，文化主流的歡愉模式在個人化包裝底下出場，社會生產(也可以是社會消費)這範疇我們是「無法改變」的--面對社會不公義，我們通常說c’est la vie that’s life為兩餐而已；個人的(即被視為自主的)歡愉在消費文化底下被套上光暈，不論我在房間裡做甚麼都是我自己的事，我房間，我消費，我歡愉，我在。你有社會道德壓迫，我有個人空間消費，一拉一扯，就如消費與生產的表面張力般千絲萬縷，任我們把事情說得如何公共/私人，也看不清道德與歡愉之間的微妙關係：在這討論環境下，道理和個人禁慾拉上等號，只有個人慾望放縱才可挑戰道德。在這二分的邏輯下，衛道之士批評消費文化的無止盡個人慾望的把戲，反對者嘗試把所有事件納入「私人」的範圍下：只要事件是私人的，和社會完全沒有關係的，就可將對錯是非任意搬弄，公開討論﹖None of your business！兩者卻在扯貓尾遊戲底下和社會有著共謀的關係：社會不公，不及個人消費輕鬆。

由我們一開始介入該同學的討論時，事件已經不再是所謂「私人」的事情，然而這是否等於我們可以利用主流道德去消費這事件，筆者對此則予以保留。只是個人化的消費模式是否只有歡愉沒有批判﹖斷定他們的私人性質是否就可以大團圓happy ending﹖相反如果他們在公共地方做愛又是否死罪一條﹖我們如何面對主流的道德價值和現有傳媒生態﹖用剛才的個人消費邏輯進行主流道德批判又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