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展局由11月16日星期三開始主辦了一連三天的研討會，內容圍繞「如何邁向創意城市」— 一個很古怪的題目, 亦引起爭議性. 研討會第二天討再來一道更古怪的題目 — 「如何將香港發展為創意型經濟」，這次藝發局爪從倫敦請來一位「創意經濟」的權威學者John Howkins作客席主講。
長此以來，自身的文化經驗告訴我，每個社區的群體總擁有一些與生俱來的「創意」去解決生活上遇到的各種問題，他們也會用創意彼此娛樂、呈現各種生活經驗、表達他們的所見所想，這種互動的過程是一種社會關係，慢慢形成了文化、習俗，也是一種創意的體現。要將這種活生生的經驗整理出來，再拿上講壇上辯論，本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將這些東生拉到「如何將香港發展為創意經濟」卻令研討會變得很悶蛋……
John Howkins一開始說：「香港很有條件成為一個創意城市，因為她是一個自由經濟體系，過去的歷史發展為香港定下一個很好的基礎邁向一個創意城市……」。他認為一個創意城市應具備一系列的條件：
1.開放的移民政策
2.多元思想
3.自由(言論、新聞、結社.......)
4.靈活的土地運用、便宜的租金
5.足夠的大學及圖書館
6.自由市場
7.人民的自信心
8.足夠的資金
9.知識資本
10.支持創意發展的政府
11.商業營運的頭腦
12.人民擁有求知慾、勇於面對挑戰、勇於創新發明
13.人民互相尊重
14.富責任感
15.有目標前途遠景
條件云云，無論特區政府到香港市民，以上的東西好像近有非有，近無非無，我不想在理論層面上討論香港有沒有條件成為一個創意城市，不論在場的經濟學者張仁良擺出幾多統計圖表，証明香港受教育人口比率較東南亞鄰國人口高、人力資源總值、知識型經濟令GDP逐年漸增長，表現尚佳……一大堆令人花多眼亂的圖表，似乎沒有多大說服力去証明香港是或不是一個創意城市、已經或是曾經是一個創意城市。
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一再批評特區政府無論在教育還是文化政策上也不鼓勵「創意」，社會上各個地方也充滿陳規漏習，思想的枷鎖。但他最後卻將所有問題都指向一條出路：「創意經濟有兩個定義一：具創意的工業產品設計，以供給整個市場需要。二：只有素質高尚的市民，才能消費得起欣賞藝術品的行為。」
聽過經濟學家對文化、創意的解釋，手掌也冒汗了。原來創意就意味工業生產，以服務消費這麼簡單，而香港並未能成為一個創意城市的原因，首先是香港人沒有藝術創作的想像力。第二是他們缺乏欣賞藝術創作的情操，所以要香港人要再教育，向教育投放更多資源……
其後有一位藝術家發言，他問及John Howkins為何在云云條件之中，「民主」並不被納入其中一項？他的回答是：「我不想用民主這個名詞，因為他與政治制度拉上關係，一個創意城市最重要是市民的素質，外在條件不是最重要，決定一個城市是否有創意，並不在於政治制度。」
講者對文化、創作、藝術的解釋仿佛都從資產級經濟、金融管理學的角度出發，而最明顯的是研討會請來的講者正正就是商學院院長及經濟金融學者，難怪有聽眾提問：「我們都是artists，為何在香港談創意、談藝術都只會找來經濟金融家，而不是藝術家？」
我自己作為一位主修文化研究的民間記者，這一刻應該舉手發言，在這個場合以人文角度分析「創意經濟」最能舉足輕重的地方，就是要為當場的朋友提供一個「文化藝術創作」的新定義，為討論注入更闊的想像：
「在廿一世紀的香港去談創意、文化、藝術，一方面無可避免要為消費服務，這一點我不會反對，也不能不認同。但另一方面，我想我們也要強調它的自主性，因為文化藝術創作的基礎是一種社會關係，它的根源就是活生生的文化經驗。七八十年代的廟街、大坦地裡頭充斥著不少民間藝術創作，雖然市民以從事這些活動為生，但當時的「藝術創作」並未與「創意經濟」這種指向大規模工業生產的社會型態邁進。現在要提創意經濟不應該只講抽象的創作及市場如何消費，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市民參與的成份，昔日的香港印証了創意不一定要透過教育才能實現。如果文化藝術創作的根源是來自生活，而每個人也能從生活去體現何謂創意，那麼我們要教育的不是市民，而是政府，因為一個不會欣賞創意的政府，最終只會將一個一個創意重鎮逐一消滅，廟街、大坦地民間藝術的消失就是一個好例子，未來的日子，另一個文化藝術重鎮灣仔舊區也可能面對同一命運。在這個意義上，Dr Howkins，如果你不想用民主這個名詞，那麼我想轉換一個問法：市民參與這個元素，應否納入創意城市的條件之內？」
現場沒有一個學者直接回答我的問題，John Howkins也是如覆薄冰地說：「首先民主是一個政治學的用語，要成就一個創意城市，並不是選票的問題，而是市民素質的問題。」
我不想為文章寫個結論，究竟藝發局搞這這個研究會的目的何在？而它背後的意識型態又是什麼？這一部份留待讀者慢慢思考……
第一天的討論見阿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