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遺忘到認同
都說「香港身份」淺薄，彷彿只有從漁村到金融中心的發跡史，而沒什麽堅韌的傳統理想。談到香港人，大堆幽靈般、耳熟能詳的字眼就立即湧現：務實、流動、妥協、醒目、彈性、適應力強、沒有堅持不會獻身(commitment)等。在這些形容底下，香港身份變得很「輕」，似乎不存在值得維護的內涵。 「身份」，因而更像韋伯曾提及的那個聖徙身上的身外之物：「披在他們肩上的一件隨時可甩掉的輕飄飄的斗篷」。
記得早幾年世貿會議在港進行，跨國經濟元首雲集我城，各地民間團體也紛紛前來抗議。其間的交流活動，他們均以多樣的方式(如歌舞口號人物肖像等)表達社群身份，唯獨香港尷尬地顯得沉默。說來也是，難道告訴人家那套缺乏人文內涵的發跡史嗎？又或是向遠方朋友，自暴其短地介紹自己不談理想不會獻身的淺薄一面？
香港是塊沒理想的地方嗎？當然不是。在六七八九十年代，一份又一份青年出版的文藝雜誌、一場又一場民間發起的社會改革連動，以及現在看來仍然叫人動容的新浪潮的電影作品等，構成了九七前豐富的集體人文傳統；九七後，以七一大遊行為核心及大小的社區運動所引發的城市變遷更不必多說了。然而，香港人講理想、談堅持的一面並沒有得到足夠正視，與之有關的記憶一直受到壓抑，無法成為香港身份內涵的一部份。
也許經此遺忘，我們才習慣於將自己認作是一頭不折不扣、只會認命的經濟動物。與其說人們通過「記憶」來維持「認同」，倒不如說透過「遺忘」。99年許鞍華導演、講述七八十年代本土民權運動史的電影「千言萬言」，有很好的說明。話說，李麗珍飾演的蘇鳳希望通過「遺忘」自己的「過去」，來跟她「當下」的心上人阿東(李康生飾)有一段「新」的開始。於是蘇鳳在恢復記憶之後繼續裝作失憶，後來阿東發現便不悅地離去，蘇鳳遂追了上前意味深長的問道：如果你知道我恢復了記憶，你還喜歡我嗎？
也就是說，擁抱「當下」的前提是「遺忘」：忘記不咬弦的過去。「千言萬言」寫的又豈止是男女主角的情愛，它更是為電影紀述的主題而作的夫子自道。引申當下：做過彈性妥協的「醒目仔」，更好地跟權勢探戈，前提是忘記火紅理想的自我一面。難怪米蘭昆德拉說：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對忘卻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