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只是含劇情的觀後感，大多內容與［儘管如此我沒做過／それでもボクはやってない］無關。
與其中一個意見不同，我不認為戲中的司法制度係日本比起香港落後。也許真的是有落後之處，但我們看見的日期是１９６９年，日本的司法系統還是成長當中，不竟和平憲法只推行了二十年。然而，我將會說一些例子，說明香港以至英國同期，甚至近期的司法，水平與本片都是一樣。
我希望讀者得到的是危機感，一種放緒四海皆準的危機，身處香港／英國／美國你都有機會遇上相同的情況，而不只是“怎麼日本的司法如此荒謬”。我反而有一點不知大家有否留意：荒川（役所廣司演）是曾經擔任過法官的律師，一個曾任法官的人擔任律師，會不會讓人一開始就多了個危險的光環呢？我就是很不習慣。當然這個有好有唔好，香港的法官離任後是不能返回當律師的，離任就是一生事業的完結。我以下也會說明。
本片中人物其實全部都沒有惡意，倒是很有正義感，只是脫離不掉自身的侷限，為荒謬的環境下工作。這是本片的特色，一個人的前途就被一群好有正義感的人士毀掉。
本片中被人詬病的司法問題有：
１ 警檢以定罪為工作目標，對不利定罪的避而不談（片中的"不見当"），而且還不惜編謊。
２ 法官中途換人，好兒戲。
３ 行政拘留的精神轟炸。
４ 法官的偏見與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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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９月發生世銀抗議事件，警方驅捕抗議參與者。在是否遇到被警誠的事實上，警方竟然虛報對犯人警誠的時間，與及為此刪改記錄。警誠的時間是重要的，因為警方指抗議參與者襲警，而在當時的情況是，警員是以壓倒性的暴力強扯痛／封喉抗議者，如果他們沒有警誠過抗議者他們己經被捕，襲警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一個人無論如何都不可以隨便被一群警員群毆，拒絕無故的群毆不應是罪行，否則警察與黑社會何異？
我在港大時從其中一位女示威者口述得知，裁判官是知道警方在警誠上作假，但儘管如此，在其餘控辯雙方有爭議之處，裁判官都是聽信警方證人，好像一個曾過作假的的證人，其餘的作證仍然是可靠的一樣。十分可惜的是，有關的判決書沒有上網，因為我並不喜歡只聽一面之詞，但無論如何，我只有一面之詞可聽，我希望判決書有天最終會供大眾閱讀，而不是每每啟動“非民主政府行為有罪推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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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並不習慣法官中途換人，但如果法官審訊中途死去，當然有換人的程序。依既有筆錄繼續審下去的做法，尤如法官不曾換人，法官不可以再次聽取證人作證（否則受害人就是被整了），並非兒戲。
香港有英式司法傳統，得天獨厚（當然也另有缺點），法官是終身制。日本（台灣更甚）的法官雖然很有學養，但不少都是權威時代訓練下來的產物。他們的憲法觀被擁護權威觀點所侵蝕，不單只心中沒有超越一切的自然法，而且連基本的權力制衡觀念也沒有。這些是不適任的法官，日本確實需要制度讓不適任的法官下台。這個也不是兒戲。
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決定法官適任與否。如果香港有法官法（讓不適任的法官下台），香港的情況不會好得去那裡，看看馮華健的嘴巴便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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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討論行政拘留。香港的行政拘留基本上與大多國家無異。讀者可能沒有去ＷＴＯ被補人士探望的經歷，但是送去的年榚出現一個個洞，有病（愛滋病）無法服藥，被警員當成怪物，這些程況與徹平（加瀨亮演）的經歷分別不大。
有時拘補的目的不是為了入罪，而是為了阻嚇。
http://hk.epochtimes.com/archive/Issue83/sslh-0.html
香港的司法系統也明白行政拘留的可怕，也有格外開恩的程況。
FACC00000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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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補上一個故事，我與主角素未謀面，只是一個在判決書看見的故事。
有一位小販以小販助手之名義開檔叫賣。他是有小販證件的，但證件不是他的，而他又說不出證件登記人所踪。經過兩次不同日期的警告，第三次他被捕了。
在原審中被告提出讓證件登記人作證，裁判官拒絕。裁判官每日都要見好多相類案件，但工作量不是拒絕被告辯駁的理由。因沒有人傳召證人，我們不得在庭上知道登記人是否無理離開檔位，是否只是故意把牌照分拆給下線。我們在小販管理隊的紀錄得知原檔主根本只係分柝下線，但裁判官根本無意把事實搬上庭上對質。
被告上訴至原訟庭，檢方改變策略指被告並非己登記的小販助手，理據成立，維持八百元罰款。可是，小販需要登記助手的法律，在案發日尚未生效，整個理據仍是空中樓閣。
我們到今日也不知道被告是找碴，還是真的無辜。但如果，我說如果，如果他只是找碴的，他為了八百元的罰款打到見終審法院，這未免太過勞累了嗎？
FACC00000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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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平最後被判監禁三個月，緩刑三年。這是十分之重的刑罰。我不知道法官是不是良心發現，給予緩刑，皮肉之苦免了（他的行政拘留超過了三個月，毒）。然而這個緩刑期很長，而更重要這個定罪尤如己經被判監一樣，有沒有真的服刑是不相干的，他的公民權利也會因此被限（例如是否適任幼兒工作／社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