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大眾對傳媒有不少偏見與幻想，一廂情願地以為擁抱了媒體，人民就可以發聲，我們就有一個理想的社會」
灣仔區區議員金佩瑋在藝術中心舉辦的書節的論壇上坦言說自己或多或少也受到這種傳統新聞傳播學思想影響。搞媒體的工作者，公認為必須具備「新聞道德」，它仿傚神聖不可侵犯，而這種神聖的權柄在今天的世代似乎也依然掌握在少數新聞專業手上。究竟媒體是否這樣神聖，它必須堅守一塊道德的高地？ 金佩瑋說：「傳媒的社會責任是甚麼？是要進行政治灌輸、教育大眾？大眾傳媒長於佔領道德高地，所以當有質疑、反對它們的聲音時，反對者便會很快被抹黑。」
的而且確，早前民間記者的概念傳到「專業從業員」的耳邊時，有一位報館記者說：「如果香港推行了全民記者計劃，就等同全民狗仔隊，到時只會人人自危﹗」這種反應意味著兩個可能一：公民並沒有個人思考判斷的能力從事新聞生產及採訪工作；二：專業這塊神聖的高地謝絕一般人等進入，並且閒人內進。
金佩瑋舉出了一個例子，証明香港的媒體阻礙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在西九龍文化發展項目中，有一家參與投標的財團出錢邀請一批大眾傳媒工作者遊覽全球五間最大型的博物館，並且請他們遊遍五大館後為它們作介紹，希望推廣到九西龍去投資這些項目。但他們不單只沒有覺得不安，而且吃最好、住最好、被安排接見最高級的人物。當中連香港電台這個官台也有參與，雖然在咨詢ICAC後，知道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但他們有沒有道德的考慮？」傳媒在這件事上持什麼立場，利公這個工具去服務誰，在西九龍事件中一目了然，香港的媒體是否應該尋求一條新的出路？
豪無疑問，將無尚的權威都放在「專業人士」之上，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在整個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我們對於媒體的想像其實在應該與時並進，改變一下。 其實媒體是否如此神聖？它能否只扮演一個平台的角色，給予市民互相交換消息的空間，而從中編輯的權力能否下放，在最低程度的管理下，盡量不干涉市民各自採訪，生產有用的新聞？金佩瑋提出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沙士期間，政府的防炎工作差得很，資訊也不太可靠。當時民間自發製作的網頁以及資料分析、網上交流場所就是香港市民接觸世界的溝道了。」
最近韓國OHNYNEWS.COM 每天的閱讀率經已高過其餘大眾媒體，雖然他們也有聘請自己的全職記者，但他們在網上所印登出的新聞，有八成是來自民間記者的供稿，可以看到資訊的開放，就是媒體革命的必要條件，而香港的民主化不應單只牽涉政制上的改革，媒體作為公民社會其中一環，也應該進行民主化，邁向另一個由公民參與構成的媒體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