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totoro]從近期的專欄文章，到學者評論，都討論著今年七一市民應否再上街。有謂避免將七一成為儀式主義，也有評論認為七一已演化成民權嘉年華，迷糊了爭取目標。今年七一，該好好的享受難得的假期，還是再走到街上？
近期有關七一遊行的新聞報導，內容都集中在教會人士因反對民陣以同志團體領頭而發起杯葛遊行的事件上，進一步的關注點也只落在那邊廂陳日君主教的反應。社會討論逐漸變成對同性戀者的爭權行動認同與否。也不難理解，保守與解放陣形的衝突的「趣味」，很能夠吸引鎂光燈的閃爍。但當集中在這孰是孰非的執拗上，那大是大非卻被掩蓋了。
為何兩年來的七一，都有數十萬人上街？
2002年，我在深水埗區工作，持續的失業，生活困難持續的積壓，基層市民對不能改善生活感到非常無奈。社會氣氛內積聚了對現況的不滿。接觸過的街坊或是感到憤怒，或是被生活處境擠壓得被受困擾。加上2003年的「沙士」及廿三條的強勢推行，市民被迫得透不過氣來。2003年七一，的確是一個迸發點，讓民憤在這理性的窗口洩出。
後來，以及直到今天，政府高層都嘗試以經濟民生作為當時大規模遊行的肇因。但當年站在人群的當中的我，聽得到最響亮的，是「董建華，下台！」及「葉劉，下台！」。這兩位之所以是矛頭所指，可以說因為他們正正是回歸後香港那由上而下的管治模式的佼佼者。背向民意卻能順利連任；人心徨徨卻強勢推行廿三條，都是他們的代表作。小市民根本就沒有參與的空間，每天對著切身的環境在轉變，卻無能為力。民憤，又何止是經濟民生？歸根究底，都是對這個由上而下的管治制度的不滿。
但從來中國人就習慣了由上而下的統治。五千年來的歷史，君臣父子這不可冒犯的倫常關係，照道理就早已深藏在中國人的道德觀之中，令中國人份外順燙貼服。面對被受壓制的環境，中國人早就借用「順其自然」、「逆來順受」、「平常心」等觀念來合理化這無力的心情。但當馴和的中國人都站出來為自己發聲時，那股力量本身就是一個突破，也為香港帶出一點希望。
在與街坊工作的時候，當套用到公民社會的運作模式，嘗試鼓勵弱勢社群向當權的官員表達意見時，往往街坊們早早已打出退堂鼓。他們並不是沒有勇氣，而是根本在生命旅程中，他們找不到多少個例子可以證明小市民是能夠站在相等的位置上與當權者溝通。
七一的意義就在於這點上的突破。2003年7月1日，香港市民見證了集體的力量，見證了發聲是可以帶來轉變，也見證了個人是可以參與社會。由那天起，香港的公民醒覺了。
當天，小市民不再滿足於君臣尊卑的關係，作為當代的公民，他們作出最有力的呼叫。當天，也有強而有力的「爭取07/08普選」的聲音。政府高層一直企圖掩飾聽不到這呼叫，但當天我在場，我在聽。大家內心明白，就算董建華下台，就算葉劉下台，那制度還是未曾改變。制度一天未改變，歷史一天會重演。
一直以來參與七一遊行，都是希望爭取全民普選，建立公民社會。理想還未實現，縱使經濟環境是好了起來，那又怎能停下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