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20周年紀念版)
時報，2005年。
星星野火，可以燎原。但野火註定無法一直燒下去，二十年前種下的火，到今天已沒有意義，剩下的，只有點火的姿態。
今天重讀《野火集》二十年前的文章，令我無可避免地有一種「隔」的遺憾。在現在的世界潮流裡，二十年能跨越幾代人，台灣早已變天，戒嚴時代的社會意識亦在新一代逐漸站穩歷史舞台之際隨風消逝；在地緣和政治上，我所生活的香港，跟台灣遙遙相隔，也從來沒有「愛黨 = 愛國」的獨裁政治，甚至在九七之後，「愛黨 / 國」的意識也只能植根在九十年代後出生的一代，像我這一代，出生於龍應台野點火之際，卻在海的對岸享受著資本主義豐收成果的香港人，當年的野火大業，跟今天香港的政治意識爭奪戰一樣，彷彿都是無聊透頂。那一種「隔」，是一種「感不同身不受」的遺憾，我這一代香港人，大抵仍會震撼於龍應台的點火姿態，卻永不能明白當年台灣在專制政治下的社會鬱悶。
但我們還得好好地細讀這本早已封存在歷史記憶裡，卻剛好在龍應台遊學香江時，被文化界炒起的應時之作。為什麼？因為在《野火集》中，體現了一種知識份子的道德智慧，那就是：如何讓知識份子發揮有責任發揮的批判力。知識份子的批判力，在每一個建制內，必不可少。
如果《野火集》真的有一種所謂的「野火精神」，那一定不單是對主流意識的批判。馬克思說過：「批判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主情感是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野火帶著烈火般的狂暴，劈頭第一句就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龍應台揭破了社會的不公、官僚的腐化、還有國家觀念的迷思。但正如馬克思所講，批判只是一種揭露迷思的手段，而手段則需要講求策略。站在極權政治和意識的巨大身影之前，不同知識份子會選擇不同的策略，以實踐他們的道德承擔。有人會選擇深入虎穴，直接揭破腐蝕的核心，以換來牢獄之災；有人會選擇走在體制以外，以流亡者的姿態在外叫罵；也有人會選擇踏上革命之路，以行動試圖推倒一切。但激進只是最崇高的道德選擇，卻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策略選擇，龍應台沒有直接揭破，更沒有當上革命者，而是留在主流建制內，作最大的「顛覆」。在《野火集》的文章中，她不能盡情揭露極權體制的敗壞，只在民生教育的「小事」上大造文章，因為她要保存《中國時報》這個主流媒體的發聲地盤，以「小聲叫喊」來讓冒昧的人民自從獨立思考中自我覺醒。所謂的「野火精神」，重點其實不在所點的火，而在於點火的姿態，一種怎樣點火的選擇。
結果，《野火集》仍然是激進的，「小火」已釀成「大火災」，不足一個月已再版二十四次，龍應台逾越了禁線，再無法以「小聲叫喊」的姿態來點火。於是，她選擇了離開。當然她自己也曾說過，《野火集》出版後離開台灣只是家庭因素，但我們仍可以視之為知識份子式的流亡，使她能遠離被批判的權力核心，以免走上消亡之路，或者登上後極權時代的權力核心，成為另一個主流意識的代表。
畢竟，龍應台是幸運的，她能及時卸下「批判者」的身份，以「流亡者」的姿態重新思索自身的知識份子路，同時也一直經歷著知識份子式的最佳成長藍圖：點火、流亡、思索、繼續點火。
可惜，知識份子的事業註定是薛西弗斯的神話，批判是一項永不止息的事情，大概就正如龍應台引述夫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ima)對權力的理解：在鬥爭之中，往往不是善與惡的鬥爭，而僅僅是惡與別一種惡之間的角力，誰獲得權力，誰就是惡的代言者。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從前政治上的「惡者」已漸漸被時代巨流沖去，我們空有點火的姿態，卻好像已再無可燒之物。但龍應台卻提醒我們，在惡與惡的鬥爭之後，惡不會消失，只會變得更強大、更多面向和更無孔不入，使之更難以揭破。知識份子需要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道德勇氣，才能繼續承擔當代知識份子的責任。
重讀《野火集》給我最大的啟示是：今天的知識份子，太多點火姿態，卻太少辨別應燒之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