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農民，一個政治身份＞一文中，我提及秦暉對小農的政治界定，我會這樣總結他的看法：中國農民是被國家政權支配的社會群體，他們被各種制度剝奪及限制了公民權利，除了人身方面，也包括土地及勞動方面的，以至相關的自由，因而他們被束縛在叫「農村」的範圍或範疇裡。
對秦暉來說，沒有所謂「小農意識或傳統」，只有支配小農的權力國家機制；故此，集體化時代的農村，是國家權力對小農自由及權利高度侵犯的年代。
今天看了盧暉臨的一篇文章，名為＜革命前後中國鄉村社會分化模式及變遷：社區研究的發現＞（出自《中國社會學》第三卷，2004），他問的問題，跟秦暉一樣，可是，他認為集體化的「成功」，不能完全是黨政機關自上而下的動員，它的推動需要農民的配合及促進，他用了許多例子指出，由革命前、土改以至集體化裡，都存著一種小農意識：平均主義。
他指出，革命前中國農村內部，其實沒有很大規模對立的「農民－地主」的階級關係及分化，反而農村內的分化，通常跟人口成分有關，例如勞動力多的會較富有，貧農通常是家中勞動力不足，所謂富農其實沒有很富有，只是田地多一點，衣食無憂。盧暉臨引用韓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一書以及其他資料，指出土改時所謂「地主」，也沒有很強的階級意識，只是對於為富不仁者的妒恨；以至在集體化時期，中農及富農往往受到大部份農民的壓力才入社，也是一種平均主義的文化傾向。
當然，我不同意盧暉臨把革命前農村內經濟上的平等傾向，直接連繫上所謂小農平均主義；而把這麼長的時間裡小農文化，以至各種農村的田野考察資料，理解為平均主義農民文化，也是一種本質化的做法；特別是他對一些田野資料的詮釋，頗令人成疑，這裡不妨舉一個例子：
「有一回我到你地裡拾麥穗，叫你連打帶罵把我撵走了。你憑甚麼打我罵我？憑甚麼把我拾的麥穗搶走？」〔一個女人對地主的指責〕
以上是出自韓丁《翻身》，是一位貧農對村裡地主的指責，作者認為，這體現了平均主義，但我認為這種詮釋是有失偏頗的，如果這個地主很慷慨地讓她拾麥穗，而且還給她一點施捨，她一定很感激她，她要求的並不是不平均，或相對平均，而是對富人一種道德義務要求，這大概跟許多農民研究者所說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比較接近，這種道德要求，就像我們社會裡的慈善事業，經常是鞏固社會內的分化，而不是把差異真正拉近。
筆者在廣東工業化的農村考察時，發現人們對村鎮裡的經濟政治新貴的評價，並不是追求平均，而是蘊含了強烈的道德涵意，這些「富起來」的人的問題，不是他們跟別人的收入差距，而是他們的道德表現令人失望，他們富了，並沒有惠及大部份村民；例如村民對本地廠商的投訴較少，因為他們間或在政府的壓力下還會捐點錢，辦學校或支持節慶，但是，運用權力富起來的幹部卻很受非議，特別是某些村落沒有打造好任何集體機制，讓村民分到錢，他們的不滿便最大。
討論農民文化，是很好的嘗試，也許可以補充秦暉的政治分析，特別是如何把「文化」看成是一種歷史及制度構成，結合政治經濟分析，而不是甚麼歸因為「小農思想」，將是研究中國農民的重要方向；但國內學界似乎有一種「平均主義」論，本質化農民，要批評它，並不難，因為似乎沒有多少經驗資料支持它，但它作為一種論述，其歷史構成如何，是一種怎樣的權力關係，倒是很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