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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 明報 阿藹
2005-11-01
世紀‧China
看不見 太石村？
上月，香港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手拿新發的回鄉證，與曾蔭權到廣州展開「破冰之旅」，9 月25日，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會面，例行公事地就平反六四各自表態，好像過去十幾年，除了六四以外，中國的社會政治發展，與香港民主派沒有什麼關係似的。
距離廣州白天鵝賓館不遠的番禺市太石村基層民主選舉，就在「破冰之旅」前十幾天，被隸屬於張德江權力範圍的番禺市政府鎮壓；我們熱愛民主的議員們的眼光，落不到鄰近香港的基層民主運動之中，錯過了質問廣東省政府的機會。
只見神六不見太石
不單民主派看不見太石，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看不到，儘管我們有一眾的番禺同鄉(政協副主席霍英東也是番禺人)，亦有港資工廠在當地投資。
在組織「強烈要求中央政府徹查太石村事件、保障人民享有憲法賦予的民主權利」的聯署信的時候，接受了《南華早報》記者電話訪問，我批評說香港媒體缺乏太石村罷官事件的報道，記者即時抗議說，香港的報紙已經有很多報道了！後來我用WiseNews搜索，確實有很多報道，比內地報紙報得更多更廣。
可是在內地，太石村事件很快就變成全國知識分子關注的議題，並於大學和公眾的討論網站中成為焦點議題，這個討論又影響內地主流媒體的討論，9 月14日《人民日報》就發表署名文章，把太石村視為「珠三角農村村民自治的一個典範」。
而香港呢，從7 月至10月，報章一直跟進太石選舉的進展，但卻形成不了公眾討論，直至9 月底才讀到《明報》梁文道一篇評論──〈如果泛民主派爭取的是直選人大……〉，把太石選舉中的基層民主與香港的民主發展勾連起來。
那麼我們為什麼看不見太石呢？
神舟六號升空，兩個電視台分別派了兩到三隊攝製組到火箭發射基地和太空人的老家做採訪，連續幾天的報道，使得我70多歲的母親突然迷上了航天科技，父親更能細緻分析那一門衛星定位科技是中國本土發展出來的，飯桌上聽得我一頭霧水。
透過電子傳媒的鏡頭，神六迅速成為公共空間討論的議題，而市民亦迅速學會如何討論這個新議題。
正如哈貝馬斯 (Habermas )所表述，在當代社會，共公領域 (publicsphere )已變成了公共關係 (publicrelation )。政府、大機構與大企業，透過公關工作，調校鏡頭的角度，引導公共領域的討論。
安排媒體採訪神六的公關，為電視傳媒特意安排了兩到三個採訪點，並編寫好一系列有關神六的故事給媒體去拍攝。結果兩個主要電視台新聞部所拍攝出來的新聞故事，角度沒有兩樣。
太石村村民沒有掌握公關機器，沒有採訪通知，沒有電子媒體去採訪。
不單沒有公關，番禺市政府明言不歡迎採訪，村的外圍被流氓保安封鎖。只有很少數的報館願意在沒有公關的情下進行採訪，沒有一間主流電子媒體願意去突破新聞封鎖。
我們電子媒體的新聞，除了少量突發新聞外，大部分已經不是「新的東西」或「具有共公共意義」的事情，而是「有沒有採訪通知」和「誰的採訪通知」的事情。
出口轉內銷新聞
9 月底，北京燕南網受到政府壓力，不能再討論太石村事件；在新聞和消息封鎖的情況下，內地記者不能報，只有少數香港記者繼續採訪，而國外的記者則誓要突破新聞封鎖。
英國《衛報》10月10日有關湖北人大代表呂邦列被打至沒有生命蹟象的文章，很快引起英美的關注，美國國務院翌日公開表示對事件關切，中國外交部隨即回應。諷刺和反高潮的是，《衛報》的報道於當晚就被證實為誇大與失實。
很多評論都指摘《衛報》記者本雅明 (Benjamin Joeff- Walt )見死不救、袖手旁觀，並質疑其記者的專業操守。
本雅明的做法是應該被譴責的，但他的文章及其產生的效應，卻揭露了更深層的問題：當媒體工作者知道到八十歲太石村的老太婆，因為番禺軍警驅散，摔成重傷；十七歲的男孩，被警棍重擊和警察踐踏；艾曉明、其他維權人士和記者被暴力威嚇等；他們還能不能站在道德的高位，指摘本雅明「見死不救、袖手旁觀」？是不是選擇不去看、不去報道，以掩耳盜鈴的方法，就能心安理得？
在獨立媒體的討論裏，有回應說，在內地很多地方，每天都有官逼民反，農民、民工、礦工等弱勢社群被欺壓，這類新聞已經變得了無新意，見怪不怪了。結果，內地的媒體因為缺乏新聞自由而不能報，香港媒體因為要追求一些超現實的新聞而放棄報道；了無新意的中國現實，要透過西方誇張而帶點妖魔化中國的色彩描寫才能成為新聞！
太石村的基層民主和維權運動，結果又被約化為美國對中國新聞自由和人權的關注，以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對西方記者不尊重國內採訪規矩的對話。
太石村與公民維權運動
正如一眾民主派的議員，大部分香港人對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理解停留在八九六四，平反六四變成支援內地民主運動的底線，而過去十幾年來，內地的社會政治發展，完全提不上議程。
雖然自回歸以來，政府、商界不停地鼓吹「中國好，香港好」，但兩地的關係僅限於經濟的層次，社會和政治的發展則仍舊「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
結果，大家擁抱原有的殖民地政制，對內地政制法治發展不聞不問；陳文鴻最近一語道破，內地的政治選舉是建基在普選原則之上，香港在各級議會中，仍有為數不少的委任議員！
當我們不理解內地近年法改和基層民主發展的脈絡，太石村事件在大家眼中只是另一則打人事件，但若我們把事件放在內地維權運動的脈絡看，它是一個村民爭取自治的典範。
2003年被稱為「公民維權年」，在這一年裏，北京退休軍醫蔣彥永揭露了內地衛生部謊報SARS疫情，引起一系列有關資訊自由的討論；武漢大學畢業生孫志剛被廣州收容所員工毆打身亡，最後，中央政府在群情的壓力下廢除收容遣返制度。其後，維權運動從保障生死攸關的基本權利，進一步組織化去「建設法治社會」，而律師和法律學者、新聞工作者和知識分子成為維權運動的主體，他們跟隨內地憲法賦予的權力，為邊緣弱勢社群，爭取公民權利。
太石村的罷官事件，亦是循著維權運動的精神，透過憲法賦予的權力罷免村委主任。在過程中，村民自己組織普法宣傳，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廣東省村務公開條例》，透過正常合法和平的方法來爭取了 800多名村民簽名( 584 人的簽名通過核實)，實踐村民自治。9 月11日，村民罷免動議正式通過，村民代表組成審計小組審查帳目，次日，番禺市政府卻強行接管了村財務室，拿走財會帳目。接是一連串的搜捕和恐嚇，選委會成員辭職、村民被迫撤回罷免動議的簽名、維權人士被捕、太石村被自稱保安的流氓接管。
事件涉及內地的憲制發展、法治的落實和基層民主發展，以至中央地方的關係，這些都是「中國好，香港好」邏輯下的重要議題。然而，當內地農民選擇站出來捍衛國家憲法，香港人卻選擇安坐家中，對國家的制度不公視而不見。難道香港人的民主素質、對國家社會發展的追求，及不上內地的農民？
石沉大海的採訪通知
我們要重拾討論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語言和脈絡，與內地的民間連結起來。
10月11日急急忙忙地捉住幾個聯絡人，草擬了聯署信放上獨立媒體的網上，希望盡點力引起公眾的關注和討論。在短短三天的時間集得二百多個簽名，有大學講師、文化人、媒體工作者、中學教師、民間團體組織者、學生和基督教團體，亦有一些獨立的政界中人。10月13日決定到中聯辦交聯署信，梁文道急忙地聯絡中聯辦負責人，而我則安排集會的細節；10月14日，透過民間人權陣線的傳真機發出〈救救太石村〉的採訪通知；10月15日，只有《蘋果日報》派員採訪。
回家後，電視繼續鋪天蓋地的神六直擊採訪。可是，鄰近香港的太石村，幾百名村民冒生命危險，爭取基層民主、村民自治，卻換不來兩分鐘的直擊報道。
好吧，「一國兩制」下我們要尊重內地的採訪規矩。可是，10月15日的中聯辦門口，並沒有新聞查禁，亦沒有自稱保安的流氓襲擊記者，卻看不到他們大部分記者的蹤影。
長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