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為了民主 反對世貿
如果你曾經為了民主在12月4日遊行，那麼這個周日你也應該為了民主再上街頭，加入南韓農民，加入媒體所說的「暴民之父」荷西波夫(Jose Bove)率領的Via Campesina，加入來自世界各地的百姓人民。因為他們要的正正就是民主。
這個禮拜的各種示威集會絕不只是所謂的恐怖活動，還是一次真正擴展這個亞洲國際都市市民國際視野的良機，讓大家可以密集地在全球人民身上了解這個世界的不同角落正在發生什麼事，是什麼力量驅使他們不遠千里而來，又是什麼樣的景况使他們如此憤怒。
自從西雅圖起義以來，這些五花八門的抗議就被粗率的主流傳媒統稱做「反全球化運動」。原因是包括CNN在內的一眾國際傳媒機構當時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會遇上這樣的場面，既不知道他們從哪裏冒出來，也不知道怎樣去歸納那雜多的議題，只好說他們反的是「全球化」。「反全球化」這個說法的問題是把全球化等同於經濟的全球化，而且還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經濟全球化，然後再把世貿看成這股潮流的當然代理，於是反世貿就理所當然地是「反全球化」了。其實西雅圖一役的參與者當時又何嘗不驚訝呢？他們也沒想到一場網上開展的串連，居然會演變成聲勢這麼浩大的運動。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彼此針對的議題或有不同，但卻完全有突破地域界線全球合作的可能。所以他們反的絕對不是全球化(除非你說他們反的是某種特定模式的全球化)，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產物和推手。
經過幾天雖然來得稍晚，但總比缺席要好的傳媒教育，如今大家都知道南韓農民反對的是歐美國家對農產品的補貼，造成不公平的貿易，使得他們生活無着。如果從這種要求公平貿易的角度來看，源起於法國的Via Campesina本來應該是南韓農民的敵人，因為他們主張的是維持貿易壁壘，何况這些歐洲農民應該也是歐盟農業補貼政策的受益者。其領導者荷西波夫的「成名作」是在1999年破壞一間法國的麥當勞，並因此入獄。他這麼做的原因是麥當勞用的牛肉是以添加荷爾蒙的飼料生產的，歐盟本來以健康理由拒絕這類牛肉進口，但美國在1996年向世貿控告歐盟歧視他們的牛肉。所以荷西波夫贊成歐洲各國要繼續擁有食品進口把關的權力，一種表面看來違反公平貿易的立場。可是今天的荷西波夫和Via Campesina除了要維護自己的權益之外，也聲援包括南韓農民在內的全球農戶。所以有此，正是多年來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結果。他們的訴求就是「把食物從世貿中拿掉」，原因是各國有權按其城鄉差距的實况、傳統的社會生活方式和人民健康水平自訂食物和農業政策。在這個旗號底下，法國和南韓的農民是可以站在一起的。
關於自由貿易、公平貿易和私有化，已經有很多專家學者撰文申論，但是圍繞着世貿的另一重大爭論卻值得在此細說，那就是一般百姓到底有沒有權參與世貿在貿易自由化和公共服務私有化等事項上的決定。法國和南韓都各有官方代表參與世貿會議，為什麼他們的農民還要來示威抗議，重申他們的自主權呢？其實這正好指出了當前民主課題的兩個重大危機：一是像世貿這樣的國際組織奪去了許多主權國固有的權力範圍，但又欠缺一個民主和透明的決策架構；二是香港人夢寐以求的代議式民主政治本身出了問題。後者需要他日另文再談，我們先把焦點放在前者。
尼格利(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合著的《帝國》儘管艱澀深奧，但已被視作所謂「反全球化運動」的聖經，連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都說好看。他們的近著《眾生》(Multitude)針對批評者的詰難，用更清晰流暢的語言去討論「眾生」這個複雜的概念。在這本書裏，他們不只直接點明近年各路國際反抗運動就是「眾生」的範例，還指出「眾生」的其中一個共通點就是不滿自己不被代表 (Grievances of Representation)，於是要求更徹底的全球民主。
把這個要求落實在反對世貿的運動上，它體現出來的就是要改變以下狀况：
一、整個世貿組織雖以一國一票的部長級會議為最高權力機關，但它的許多決策還是偏向已發展國家和跨國財團；
二、在三權分立成為全球共識的今天，世貿組織卻集「立法」和「司法」的權力於一身；
三、世貿的協議能夠凌駕各主權國自己的法律，就算一個民主國家上一屆政府簽訂的協議，下一屆政府也極難因應自己國內最新發展予以推翻修改；
四、世貿專注的是經濟領域，但那班財經官員決定的東西卻可以影響一國的勞工、社會、教育及醫療政策，而這些領域的專職官員卻沒有與會的法定資格。
舉個例子，當某個國家或某家公司挑戰另一個國家的法律違反世貿規定時，世貿會組織一個由3到5人組成的專家小組決定。這個小組的成員全由「爭端解決機構」 (Dis-pute Settlement Body)決定，看的就是他們是不是當行的專業人士。很多企業都能參加這個重要的會議作證，但是其他環境、人權及公益組織卻連旁聽的機會都沒有。這個小組的決定能夠迫使一個民選政府修改其民意代表訂立的法律，既不周全也沒有透明度可言，而且純由經貿和法律角度出發。某國如果被迫開放基因改造食品進口會不會影響人民健康，某國如果被迫讓郵政和交通全盤私營化會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皆不在其考慮之內，這個小組的成員也沒有理由要向受影響國的公民負責。
這種缺陷使得世貿備受抨擊。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在其新著Fair Trade For All裏建議它的決策過程應該更透明更開放，並且讓所有受到某項條約影響的有關領域的官員參與談判。荷西波夫主張另設一個獨立於世貿之外的國際貿易法庭，以獨立解決貿易爭端。近年力主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社會學家大衛赫德(David Held)則認為要放棄主導世貿的「華盛頓共識」，另以一套「社會民主議程」 (social democratic agenda)重構世貿組織。當然有更多的示威人士乾脆以癱瘓世貿會議為己任，好讓整個機構不能再運作下去。
回到香港，我們的議會不是純粹民選，政府也不是由普選產生。比起南韓和法國，我們的談判代表更用不着向全民負責。所以眼前的怪况是政府可以一方面用廣告向大家籠統地宣稱世貿會議可以帶來多少好處，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大張旗鼓地告訴市民他們打算把什麼條件帶上談判桌；而有關的諮詢更是少得可憐，低調得幾至無聲。比如說關係到全民福祉和生活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其涵蓋領域廣達食水、醫療、教育和郵政；現在政府打算開放哪一個市場給外資，讓哪一種公共服務私營化，有多少市民知道？政府有沒有估算過各種協議帶來的影響？要不要公布？又有沒有公開問過市民的意見呢？
就如前面說過的，現在的政府代表我們去談出來的結果，是將來的民選政府也難以改變的。我們是不是起碼也要問一句：「你們到底在談些什麼？」這甚至不是自由貿易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更根本的民主問題。難道直到現在，香港人還不明白自己不是看南韓農民表演的觀眾，而是應該直接介入的主角嗎？【和世界站在一起‧三之二、三】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
200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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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Trade is not conflicting with Free Trade?
一個支持自由貿易者的獨白
【明報專訊】世貿示威第一天，報章上一個小角落看到有一位自澳洲來港工作的外籍人士，獨自一人在中環掛起標語，表態支持「自由貿易」。
諷刺的是，香港這個號稱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城巿，近日有關世貿的新聞和評論，絕大部分都是指摘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對窮國的傷害，似乎任何支持自由貿易的個人或機構，都是不道德，或只是富國的幫兇﹔作為自由貿易受惠者，香港人站出來為自由貿易說好話，大可理直氣壯﹔相反，因害怕看似並非站在道德高地，不敢說所想說的，要由一個外國人來代言，才是丟臉的事情。
經濟學上有各式理論，其中由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以降建立的比較優勢貿易理論可說從未受過真正挑戰。李嘉圖的理論精粹，乃是只要貿易是自願的，雙方必定各有所得，而自由貿易實現了各國分工，可令所有國家的福祉極大化﹔今日有關自由貿易會做成種種傷害的說法，其實真正含意是在不公平的競爭下，自由貿易會「助紂為虐」，成為富國欺負和剝削窮國的工具，但弔詭的是，要將不公平變得公平，放棄自由貿易便是最佳選擇﹖
補貼農業 損人不利己
比如今次世貿最具爭議的農產品補貼議題，法國這個歐洲農業大國極力抗拒撤銷對國內的農業補貼，令法國的農產品可以低於成本價向第三世界傾銷，使到窮國農民辛苦種植所得完全沒有巿場競爭力。法國的補貼農業行為固然令人不齒，然而，法國政府要這樣做，原因是在民主選舉政治制度下為要獲取農民選票所致，我們總不會因此便說出﹕「為了公平貿易，反對民主選舉。」我們反對補貼農業，但不會因此而反對民主選舉﹔同理，反對不公平貿易，也不應因此而反對自由貿易。
其實，法國補貼農業除了該國受津貼農民和可以買平貨的消費者獲得好處，其實法國政府也不好過，除了要面臨龐大的財政負擔外，補貼令資源配置扭曲，只會拖慢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法國補貼農業在國際層面上，只能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市場欠開放 韓農產品缺競爭力
又看看南韓的產業政策如何，南韓農民來港抗議，主要是反對該國政府打算將農業進口配額佔農產品巿場的比例，由現時的4％，至2014年按年遞增至8％，說如此將會令南韓農民無法生存。南韓從來不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該國在建立工業、向外出口產品時，多年來政府的支援和財政補貼還少了嗎﹖至於該國的農業產品巿場，多年來因限制進口而受到保護，以至完全欠缺競爭力，到了稍為巿場開放（進口配額比例由4％升至8％，離完全自由開放巿場之路還遠得很），竟好意思說受富國欺負，搬出反自由貿易的大旗﹖
中國入世 低檔工業產品進入富國市場
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面對富國的不公平貿易，窮國是否便要放棄自由貿易﹖讓我們看看中國的做法。中國在加入世貿時自願大幅削減農業產品進口關稅，雖然最近有報道指新疆的一些棉花農民，面對別國補貼棉農而受到傷害，因生產的棉花以巿價出售，會連成本也收不回，但整體而言，中國農民在過去數年的收入有所上升，其中一個原因是農產品價格在過去數年急升，因此可部分抵銷開放自由貿易所帶來的衝擊。
更重要的是，中國加入世貿以後，紡織品等低檔工業產品因配額限制取消，更容易打進富國巿場，同一時間，中國降低了農民進城的障礙，透過城巿化和農轉工的過程，每年吸收了百萬計以上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人口，一方面減輕了農民依附土地的壓力，同時農轉工的人口也能分享了自由貿易的好處，最終整體國民的平均收入得到提升。當然，胡溫當政以後致力減輕和取消農村的各式稅費負擔，對農民的幫助不少。
受惠於自由貿易 必須政府配合
中國的例子說明了一個重要的道理。要令自由貿易為國民帶來好處，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比如政府要協助或減少行業（如農民）轉型的困難﹔相反而言，一些國家開放自由貿易以後而未能受惠，未必是自由貿易不好，而可能是他們的政府未有做好本分，沒有在教育、資源上對受影響行業提供協助，讓他們有足夠時間轉型。又或表面說是「自由貿易」，卻只有和官府有關係的團體或家族可以參與（如非洲一些國家的礦藏開採），如此，所謂「自由貿易」，實質上卻變成了「自己人貿易」，無權無勢者自然遭殃。
給農民轉業的機會和權利
又再想想中國的例子。中國仍有六成人口屬於農民，如中國採用保護農業政策而抗拒自由貿易，就算農民免了受開放農產品進口巿場所面對的衝擊，他們至多也只可以原地踏步，世代為農，如何談得上脫貧﹖因此，政府如要真的對農民好，並非要實行保護主義，而是要讓他們在競爭下，有轉業的機會和權利，中國透過城巿化和農轉工令農民生活改善，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從未有完全放棄自由貿易的國家可經濟起飛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對92個國家進行的研究，在1985-1989年至2001-03年內，增加進口關稅的保護主義國家，經濟年增長率有1.6％，而關稅減幅最高的國家如印度和孟加拉，平均經濟年增長率反而只有1.35％，以此說明「自由貿易」對「促進經濟增長」並無多大關係。有關推論實在令人費解，對於一些窮國的低下階層，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1.35％和1.6％年經濟增長的差別，會有多大意義﹖是數十年後一個國家的貧民收入可上升至每日2美元，另一個國家是3美元﹖
還有，如印度和孟加拉等國家，他們的政府效率如何﹖改革前的印度，其政府的貪污程度、產權模糊可說是舉世知名，單以減低關稅未能對一些國家帶來高經濟增長，便說自由貿易對促進經濟發展沒用處，只是將問題簡單化，絕非客觀的分析，更何印度近年愈加開放，經濟增長愈快速，增長率經常在6％以上，更說明了將它和其他國家作「綑綁」式統計如何不合理。
對自由貿易可以這樣理解﹕未有其他因素配合（如廉潔的政府，減少貪污和清晰的產權制度），自由貿易未必可對一個國家的國民帶來好處。然而，從未有完全放棄自由貿易的國家的經濟可以起飛。所以，在世貿會場外示威的人士和團體，可以反對不公平貿易，卻不應混淆為反對自由貿易。
文﹕路小軒
編輯﹕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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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只是一個技術平台
【明報專訊】近日在會展中心外看到的抗議標語，最多的應是「反對世貿」。其實世貿只是一個平台，讓所有成員國代表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和進行商討，在自願的原則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至於具體開放項目、程度和速度，要視乎商討結果）﹔當然，富國因財力和人力資源，在商討開放貿易的法律細節時會有優勢，但其實在世貿的框架上，富國並沒有強迫窮國開放巿場的絕對權力。
世貿最為人詬病之處，反而是它只屬於一個技術平台，就如聯合國一樣並沒有執行權力。當兩個國家出現貿易爭執而要求世貿進行仲裁時，世貿只能在經過曠日持久的調查和議決後，向違反世貿協議的一方進行譴責和勸諭，若違反協議的一方堅持不改，世貿也只能判令另一方擁有「復報」的權利。
其實要保障弱國的權利，反對世貿未必是好方法，因世貿至少可讓窮國和弱國擁有發言的權利，而他們的聲音也會廣為傳播。反對世貿，不如想想如何加強它的執行力，而要改善世界的不公平，也不能單單只靠世貿，還須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