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喜帖街的市區重建問題已經被我們提升至前所未見的高度，那麽，同一時間，在香港的另一角落，無論是重建項目的宣佈時間，抑或土收頒佈過程都緊接著喜帖街項目進行的深水埗重建，那裏居民的尊嚴和權利似乎已被政府踐踏無以復加的地步。
正如一個個被劃為重建區的老地方，深水埗都有一堆十分化約的重建編號，那裏包括興華街、福榮街及元州街的k20，k21，k22，k23的重建項目，今次的重建事務並非由聲名浪籍的市建局操刀，而換上了另一個官威十足的政府部門：房協。
現况
小弟家住旺角一帶，平日路經深水埗，也可見一棟棟貼滿牛皮膠紙大交叉空空如也的樓房。步入土收階段的深水埗，隱然有一種蒼涼之感，讓人以為只是一堆等待行刑的死囚。據關注組聯絡人周小姐說，原來不願走的大多數人都身處在天空或地上，前者居住天台，後者即地上的街舖，只是他們都較少集中在大厦上面(大廈仍有不願走的住户)，故我抬頭只見交叉。其實，深水埗有很多故事，如大押老店和歴史悠久前舖後居的中醫店，我將會另文再談。這篇文章將會從居住了深水埗已三十年的maggie開始，她是我的朋友，也是深水埗關注組聯絡人周小姐。
她本身是小學教師，在上年暑假之後，她爸爸經營多年的舖子就收到關於賠償的信。「我們街坊街里都難以在附近找到大小、價錢均相約的店子，大家都很擔心，我想，做我們這類生意的，搬走三條街就箍不住那些舊客了」她說。之後，她就用自己的餘暇時間、憑籍三十年在此地長大的江湖地位組織街坊。她說：「我們沒有如灣仔聖雅各這一類社區中心，最初，我們幾十人只能站在街邊開會，聲音不能傳達，十二月天氣冷的時候更慘。」現在，友人幫忙商議到一所社會機構作開會之用，自己夜晚則替街坊寫個案信，出傳單做聯絡，一切從零學起，有時靠灣仔喜帖街的朋友仗義相助。經過多月以後，居民漸漸强社起來。
速度替代民主
據深水埗關注組聯絡人周小姐說：「土收零五年十月出籠，房協和社工零五年八月才接觸我們；在這兩個月，房協代表和我們開了兩次會，社工機構則只一次。」她告訴我，這類居民會在未解釋清楚居民提出的問題之前，就匆匆散會。一些較為技術性的問題，如不同情况的計算賠償方法，他們不願交待，很多人不理解自己賠賞價的由來；此外，這類居民「大」會成份太複雜，有天台戶、租客、業主、舖户、分租單位等，她們遭遇的問題各不相同，辦三次這類會議根本無法解釋得清楚明白。
因此，政府主持的這類居民會，很多時會因應不同個案圍著安置及賠償的細節團團轉，但這卻換來主事官員房協經理勞連發的輕蔑對待。如一次居民會中，周因弄不清某些賠償安置的技術語言而追問，勞連發卻闊佬懶理的回說，居民可以在一本政府出版物中找到答案，周看了還是不明，於是再問，勞連發便即場拿出來照本宣科逐字逐句的誦讀出來。在另一場居民會，對於一些街坊的憂慮，他的同事曾德明也持相同的語調說：「一向認為居民會只適宜講「大圍政策」，不會用來講解「無謂個案」。」居民立時因為那句「無謂個案」而震怒。
天台户
勞連發，這位仁兄的確官氣十足，在另一次討論天台户問題時，就擺出一副相當不屑的態度，說人家猶如賣老翻，在貨物被充公之後卻掉轉頭向發行商索償。其實，天台户統統都是經正式經紀公司購買或租住的，有的經已居住了逾十載。在房地產市道高漲的時代，有些人很多年前每月幾百元開始租下，有些則是多年前用幾萬元買下的，這些住户年年都需要交差餉。這些不倫不類的比喻當然遭關注組周小姐當場反駁，他就賴皮式的推說這是自己一時多口說錯話。
舖户
不同舖户面對不同面對的問題。用小姐指，除了老店生意網絡瓦解，或賠償不足之外，一些舖店如遊戲機中心，只要換個地方就難以再獲續牌，這些問題也沒有考慮在內，只輕巧的留下一句「發牌非房協份內之事」；又另一個例子，一間食店的廚房需要的裝修費通常很高昂，在賠償時又不被照顧等。
暫結論
深水埗的街坊就是如此這般接到了一個既不明所以的銀碼，一個很低的銀碼(註1)，然後在短短兩個月內，又在這種糊裡糊塗的壯態底下收到另一個强制收回土地的通知，且誠惶誠恐的站在官地上為自己的家園而戰。後續…
(註1)法定賠償為七年樓齡，而現在比法律規定低很多，一個街坊原本住四百呎屋的街坊，他拿着賠償只能找到三十多年樓齡且得二百呎的房子；另一位街坊，店舖只賠三百多萬，他若想在附近買一間大小相若的店子，卻要一千三百多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