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是善忘的，一位民間記者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反貿易的南韓農民履行承諾回到香港應訊，回來後，想不到再沒什麼人理會。

善忘 沒有忘

三月一日，即是開審前夕，我帶著撐場的心態，去到SOGO。在人來人往之中有點靜，不見鑼鼓聲。再往東角道行人專用區一看，才見到警帶圍著的範圍前方，燭光晚會剛剛正式開始，兩名仍被起訴的韓農尹一權和朴仁煥正在發言。

還好，我想。場面不算冷清，因為核心支持者仍在。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或坐或站，手持燭光，或者紅黃藍的傳單。連其他已被撤銷控罪的韓農，也陪著兩名曾經共患難的兄弟一起回來了，彷彿又回到一月初尖沙咀絕食燭光晚會的現場。即將上庭的朴仁煥，看來相當輕鬆，有說有笑，間中拿著從朋友那裏買來的二手攝錄機在拍攝。

一家五口又來了

與韓農打成一片的港人一家五口，小哥哥李單行坐在第一排，牽著他口中的「韓國爸爸」崔大叔的手，安靜地坐著，有一刻，他無端落淚（說一時感觸，或略嫌老積），在場的義工忙著替他找紙巾。輪到他發言時，他說，他感到開心和不開心，開心的是能夠再次看到韓國朋友回來，不開心的是仍有兩位叔叔要被起訴。晚會後，一家五口和幾位香港朋友，與韓農一起在鵝頸橋附近的大牌檔宵夜。酒酣耳熱之際，有香港朋友說，第二天開審時間太早，又山長水遠，可能起不了牀，韓農理解的說，只要有一個朋友到場，已是莫大的支持。

首日出庭 錄影新聞重溫

三月二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半，我由灣仔抵達粉嶺，遲了足足一個小時。在外型似中央圖書館的法院大樓外，沒有示威人群，不過，感覺比觀塘法院闊落的五號法庭，人數不算少。忘了問，旁聽席的支持者有沒有像以往一樣，在開庭時喊一輪Down Down WTO。

審訊將會持續十個工作天，聽說控辯雙方都有十多二十個證人，但第一天的審訊，只傳召了一個警方證人。控方亦花了頗長時間，讓大家重溫十二月十七日示威衝突當晚的錄影電視片段。證人與影帶所提的證供，充其量只能說是提醒大家當晚發生了什麼「騷亂」，說不上與被控的兩名韓農有什麼關係，期間也完全沒有提到他們。首次跟隨韓農來港的靚仔翻譯裴俊範，只能說第一天的審訊很「entertaining」。

Entertaining，可圈可點。不少當晚身在灣仔菲林明道現場的人，還是首次看到晚上七時半警方大放催淚彈前的電視報道。最貼近韓農的民間記者B興奮地指著屏幕，這是哪裏？他們到了會展外面了嗎？旁聽甲打趣道：「電視台的字幕叫人唔好去灣仔，即係叫人去啦，想睇下有乜睇丫嘛。」旁聽乙說，重看當晚的情況，更加質疑警方為何要封了灣仔。

大狀審警官

盤問證人的過程，亦彷彿被審的是警方。控方傳召上庭作供的，是十七號當晚負責警方指揮部署的港島區重案組總督察林世傑，控方傳召他來，是讓他解釋當初是如何找出十四人出來檢控。林Sir說，在十七日，示威者與警方發生過至少三次對峙(confrontation)，事後近千名示威者被扣留，部分人曾經「襲擊」警方，作出「非法行為」，為了方便警方認人，當局於是把所有人被捕後在警署拍下的照片沖曬出來，共得九百二十六張3R照片，分別放入八大本厚相簿內，送去所有警察部隊以供辨認。林Sir話，結果有四十名警員報稱認出襲擊者，當局最後起訴十四名示威者（控告他們「非法集會」，而不是「襲警」）。

控方把那八大本相簿帶上庭，事後亦讓被告及旁聽者翻看，只見相簿中人人全身照，外衣及隨身包包多掛在下身，面目清晰，但驟看來每個都差不多。大狀李柱銘質疑這方法兒戲，又叫法官翻看相簿，嘗試能不能認出兩名被告。

李大狀更對林Sir步步進迫，反客為主，質疑警方是否知道韓農的示威文化，是否部署不足，而且明知示威者事前兩日已在電視上揚言要去會展，卻沒有在會展門外部署鐵馬。大狀又質問一些具爭議的決定，例如為何警方四面包圍示威者時，卻獨留西面防線，而當示威者在晚上八時想向東（即是合法示威區、維園那邊的方向）突圍離開時，又被警方的催淚彈阻止？為何扣留近千人？為何採取「甄別」措施（screening），特許持有香港身分證的示威者可以走？

警方「自發」拉人

林Sir一一回答說，那些命令都不是他下的，都是現場指揮官在緊急情況作出的「自發的」（spontaneous）行動。李大狀於是質疑，到底當晚有多少不按照政策辦事的「自發決定」，那些指揮官怎麼敢下這樣的決定？為何他身為總指揮，卻什麼也不知道？冗長又細緻的質問，搞到林Sir灰頭土臉。由於質問實在長，接近閉庭時又在甄別措施之中打轉，法官最後不禁問李大狀，到底甄別措施與認人有什麼關係，是不是太政治化了。大狀打趣曰，都未講民主，何政治化之有？

審訊今日繼續，林Sir會繼續作供，未知問題會否仍如此「政治化」？其實，林Sir首天的供詞，已表明當局的檢控極具政治成分，沒有實質證據。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的鄧燕娥點出，林Sir已承認警方是要懲罰當日與警方發生衝突的人，而又假定在菲林明道的近千名示威者要對此負責，有殺錯有放過，這不是香港固有的普通法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