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個月的反高鐵運動，令人反思社會的激進力量。假如八十後可以代表激進左翼的一端，那麼官員的絕對權力與功能組別議員的利益勾結，這制度化的暴力就肯定坐落在激進右翼的一端。站在激進運動兩端中的社會學家，會給我們甚麼指引，叫社會的激進左翼與激進右翼的力量可以冷靜下來，為社會的最大利益進行知識介入？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於2010年1月19日在《信報》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衝擊〉）一文。筆者是呂先生筆下《四代香港人》中的第三代，對呂先生指出第二代人對第三、四代的壓迫，很有共鳴。然而對於〈衝擊〉卻有一種陌生感：它不再是《四代香港人》那麼體諒那麼情感代入不同代人面對的歷史社會困境與限制，亦不像韋伯式強調抽離、價值中立的「有距離地審視」，〈衝擊〉的論述反而更像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杜塞分析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個零件，好像是為特首向八十後訓斥打開言路。

要化解社會的激進力量，在宗教上我們需要恩典，在知識層面需要冷靜中立的事實分析。可惜我們在〈衝擊〉中找不到比如警察向我身旁抱著三歲小女孩的父親方向噴胡椒噴霧的描述，也看不見官員及功能組別議員如何在論據被否定卻堅拒收回方案最後落荒而逃。〈衝擊〉只看見一個膠樽，卻看不見防暴警隊手上五十個膠盾，這種現象描述的手法，讓他看起來更像是站在反高鐵運動的對面。

「和解」是聖經最大的主題之一，不是和諧。和諧的邏輯是，A就是A，事情和諧，因為看起來和諧。和諧，是消費福音主義的政治伸延。相反，和解要求否定自己來成就自己，用「非A」來達成A。

"換句話說，激進的意義是：一件事情採取了最不像這件事情表象的方法來運作。激進，不是指產生最大暴力，恰好相反，是保守才能產生最大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