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啲細路諗乜架…」
自殺新聞過後，火車上，聽到一個中年男人對妻子說這一句。
「細路／孩子」這身份，只有抱持「大人」概念下才可成立，這不難懂。
言說「細路／孩子」，將自殺者歸成一個可被概括的族群，實然就是確立自己的「大人」身份，強調自己冷眼旁觀、指指點點，合理，且正當。所謂「大人」的界分，就是拿取得到若干利益、找到社會席位，某程度的「上岸」過後，轉頭向後輩指指點點「教做人」。就像「愈移民愈愛國」，身在加拿大，就說「香港幾好唔好示威搞亂」的離地階層。
「大人」評論「孩子」之死，用離地一點的語言說，是將「孩子」視為「非我」的「他者」，可以毫不負責、不用同理心，只需一邊假惺惺一邊彰顯自己的權威；貼地點說，就是今日在火車聽到的一句：「啲『細路』諗乜架」
由「大人」去理解青春，往往是狹隘的，一種典型是《那一天我們會飛》那種，「夢想係生命完結前都想乜乜乜」，十幾歲應該滿腦夢想、品學兼優的想當然。這種青春想像，正如《那》片所揭示，不過是成為「大人」後，陷入現實泥沼的美好懷舊投射。
「青春」成了「大人」的相對──凡跳出「大人」世界框架的元素：「夢想」「純愛」「快樂」，皆屬「青春」；但凡「大人世界」的問題，「青春世界」就是解決一切的天堂。「孩子」、「青春」，不過是一種想像。
但到了「孩子」有問題，又有什麼路可逃？
所謂青春，大部份場景裡，不是《那一天我們會飛般》，好很假地每日歌頌純愛與夢想，亦不是更多社會問題片想當然地暴烈、戲劇化。事實上，青春更像麥曦茵的《烈日當空》（這也是我唯一認同能拍出中學生活質感的香港青春片）：白日之下，有藍天而沒有明天，反反覆覆在享樂、迷惘、返學返屋企的例行公事之間，有時享樂地迷惘，有時從迷惘中找樂子。
說是「孩子」，更準確說是「成長」，成長並不浪漫，反倒是夾雜疑問、快樂、虛浮且虛無。只是當成為「大人」開始，就是成長的終結，某程度上更像死亡。
成長不成為「大人」的路途，反而是一個走不盡的尋覓過程，未必要成為「大人」，愈來愈多人選擇成為「大孩子」，社會上有一席位，也不用擺架子。所謂「孩子」的生存狀態，是當成為「大人」之後就難以回顧、理解的，就像《小飛俠》的Neverland只能由「孩子」領會，仙子也要在你相信之下才能見到。
不胡亂為他們歸因、裝作理解，就算沒有輕省他們的重擔，也起碼沒有壓上無謂的慰問──像689叫醒露宿者問「凍唔凍」的偽關心，這是「大人」可僅幫上的這一把。既然沒有好好理解過「孩子」，「都唔明細路諗乜」，「講少句，狗嗡少陣當幫忙」是種基本的責任。
當然，如果「大人」願意走出既得利益的comfort zone，懺悔一下自己如何引致這場共業，幫忙扭轉這個愈來愈腐化、敵視年輕的絕望社會，令這裡可愛多點，令可愛的事物滅亡慢一點，當然當然當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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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之死歸因，太方便，太不用負責任；要深入點嘗試理解、同行，實然很困難，很沉重。人所以會選擇放棄「一切物事」，原因就是「一切物事」：不純然是學業壓力什麼什麼的「因素」可解釋，只因為沒什麼物事再可愛。
假若真如稍想在自殺者的一面設想，同樣關於學生自殺，龍應台就曾如此問過：
「他決絕地出門之前，桌上有沒有早點？廚房裡有沒有聲音？
從家門到校門的一路上，有沒有一句輕柔的話、一個溫暖的眼神，
使他留戀，使他動搖？」
「我們拚命地學習如何成功衝刺一百米，但是沒有人教過我們：
你跌倒時，怎麼跌得有尊嚴。」
——《目送》
恕我難以站在道德高地斷言，一句說「自殺是錯」、「自私」乜乜乜，甚至我不認同生存是種責任。留下一個人，不是以法則硬生生不許離場，而是給他理由，講少兩句，留一點空間可以發掘可愛的事物，令他對此地，有些「偏愛」：詩人辛波絲卡曾羅列，整整幾十項她的「偏愛」──
我偏愛電影。
我偏愛貓。
我偏愛綠色。
我偏愛尾巴沒被截短的狗。
我偏愛不開花的葉子勝過不長葉子的花。
我偏愛自由無拘的零
勝過排列在阿拉伯數字後面的零。
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種種可能》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