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季的每天清晨，七姊妹看著阿爸的背影從祖屋的側門遠去。菜田披上晨曦，渺小的人兒彎腰耕作。或有念頭閃過：農民生七個女兒，一定是「追仔」。只是誤會一場，「姊妹」是故鄉語，包括全數未成年的「兄弟姊妹」。
阿爸嚴而有愛，不論生兒或女，都將他所知道的與我們分享。他每到富戶送菜，或知道有鄉里從城市回來，便求書借書，先給村校劉老師預備一本艱深的，其餘的讓我和幾個「愛輸」小孩邊讀邊抄寫。阿爸與劉老師熟稔，相見時會月旦時事，粗魯地坐在門檻前捲煙，阿爸也會隨口託付老師，要把他的兒女教好。後來，劉老師常著我謄寫文章、做額外習作、每天在黑板上抄寫課文，並由領袖生鄭伊明領讀。
不知幾年過去，姊妹和同學都向我請教功課，戲稱我作「小老師」。
改天，阿爸從田間帶回來一條蚯蚓，放在天井地上，餘暉照著。幾隻走地雞站在旁邊，其欲逐逐。阿爸一揮扛在背上的泥扒——「嘭」！泥扒敲在地上，蚯蚓斷成兩節，頓時「雞飛狗走」。
「看。」阿爸指著蚯蚓。
「哇，阿爸好得人驚！」
「這樣蚯蚓會變兩條，對泥土更好？」
「其中一條沒有頭，會死！」
「蚯蚓生命力很強。」
「尾巴給雞吃有營養，頭還會長出新尾巴去挖泥，兩者兼得。」
「但如果切斷的位置不對，斷了內臟，頭尾都會死。」
毛孩七嘴八舌。那時，我們誰都不知道誰對誰錯；沒有標準答案的課堂卻深刻。
和煦的暖光漸變成烈日當空。某早晨，我仍回到學校。同學已不再上課，但泰半仍在教室坐著，彷彿等待著命運。富戶孩子沒再回校。鄭伊明仍然掛著紅領巾。他個子高，眼有神，聲音亮，為人大器，是農村孩子中少見的。同學簇擁下，他拿著木棍和布條，生硬地走向劉老師。
他把老師反手綁送到村校空地前。
所謂村校，不過無名氏荒廢祖屋。人去樓空，空間不缺，偶爾修補瓦楞就好。曾往新加坡「working holiday」的劉老師便佔領空樓，前鋪後居，富孩付「座位費」，貧孩免費。冬至前，奀瘦的學生更可獲發一小塊臘肉或者一顆雞蛋。
那時大家得到基本教育，至今天已各自出頭，成為愛國商人、省幹部、重點高校校長等。
「你跪下！」
陽光照人，劉老師瞇著眼，他看了看這個伊明，猶疑地跪在同學為他準備的玻璃碎片堆上。最勇猛的幾個同學，傍在伊明身邊，亦步亦趨，開始圍著劉老師。那一年，1970。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