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 Gundam Lam
無政府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其實當中存在很多流派。筆者嘗試透過其中一流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去理解為甚麼爆玻璃可以是一個有效的抗爭手段，並透過釐清和回應很多人對暴力的誤解，建議未來的行動綱領。
事情源起
19日清晨，一堆蒙面行動者用鐵馬擊碎立法會玻璃側門，理由卻源於一項虛構誤傳的立法會二讀審議「網絡23條」議程。蒙面行動者在進入立法會不果後，趁警方到場拘捕前迅速離去。有人稱他們是鬼，有人說他們是誤導群眾，有人說他們是有勇無謀。坊間民意主張佔領該與這些行動者割席分坐，大台的義工律師甚至拒絕為他們保釋。可是，在一面倒的指責潮流背後，卻沒有開拓一個視野更廣、眼界更深的討論空間：為甚麼他們會衝擊？是不是反對「網絡23條」那麼簡單？我們如何在佔領的語境底下理解這種衝擊？行動的到道德應該是什麼？有共識？有訴求？行動本身又承載著什麼信號？他們是不是鬼／間諜？
你是不是鬼？
要開始討論，我們首先要沖破第一重誤讀：就是所謂的「間諜論」（即凡衝擊的都是鬼）。但其實說別人是鬼，就好像說人是間諜，和說人是外國勢力，甚至是外星人一樣，都是拒絕回到根據去論述的扣帽子行為。真正要回歸到的問題是：為甚麼做了這些東西就等於是鬼？歸根到底，是我們前設地拒絕衝擊，以為一定是壞事，才會有人認為這些人是鬼。所以，要討論的不是「他們是不是鬼」，而是「你為甚麼不同意他們的行動」？
因為他們分裂運動，會讓人覺得我們是暴力咯，所以事鬼！
舉個例子，假設有個警察是支持佔領的，於是被上級抄魷魚，那你會不會叫他收起佔領的言論，順服於不公義底下？不會！同樣，當有同行的示威者被標籤為暴民，我們是不是因此要他們放棄他們的行動，以避免被人歧視？還是，嘗試去理解，甚至正當化他們的勇武？我們首先要做的事，說是除下對暴力的有色眼鏡，就事情的具體脈絡而論。
我並不是說「凡是暴力就是對」，而是，「暴力不一定是錯」。避談、標籤、排斥「暴力」於運動之外，對推進運動並沒有幫助。難道當反佔中者說佔中是暴力，那我們又要舉高雙手等警察來拉嗎？當然是不！這就證明了，所謂「暴力」都必須要具體而論，不是一面倒的錯，更不要把「暴力」當成一種佔領運動以外的標籤。這不是為所有暴力的行為正名，而是把「暴力」這個為淨名和除標籤化（de-stigmatize）。因為，當我們在指控某些人在分裂運動的時候，其實我們是把我們的能動性（agency）拱手相讓出去，任由主流輿論宰割運動，而不正視行動者的作為個體跟主流有別的意識形態。要不怕輿論的方法，不是切割，而是不怕勇武、去除污名、正視「暴力」的議題。
脫下對暴力的標籤不代表就是要你參與暴力。就好像近幾年在土耳其從佔領運動滾動出來的「五一暴動」，示威者們在街頭與警察的催淚彈和警棍混戰之時，沒有直接參與暴動、但同樣在佔領運動中的人，不但沒有指控他們為鬼或外人，反而用不同方法支持：例如打開窗戶敲擊聲音以鼓勵暴動者。我們又能否不要站在壓抑性輿論的一邊，而透過支持的言論和行動，去支持這些同行者，對抗主流的抹黑呢？
「我不能支持他們，因為他們不理性。」
有人說，我不能支持他們，因為他們不理性，因為他們是根據一個假傳的的網絡23條消息而出來撞玻璃。的確，那些用謊言甚至虛傳去鼓動別人出來撞玻璃的人，是需要指控和打屁股的。但如果純粹把參與的人看成是被煽動，其實是看不到參與的人和鼓動者之間有機複雜的關係。
舉個簡單的例子，佔領運動一開始是三子提出的，但時到今日，其實佔領者當中很多都不同意三子的許多行動綱領。那你還會說，佔領的人是單純為了三子而走出來的嗎？不！我們是為了我們共同未來而走出來的。就像筆者，我是為了自己作為打工仔，學生，14K下人士，而走出來的，與三子無由。我不是單純的被三子鼓動出來。同樣，的確是有「政治領袖」用虛假的關於「網絡23條」的傳言去去鼓動行動者，但行動者如何接納（receive）和理解這個理由都各有不同。衝擊的人，可以是右翼／左翼／自由派／社民派／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是沒有統合（consistent）政治想法的普通參與者。但照筆者所見，撞玻璃並不是和佔領運動完全分隔開的，並不是只是和網絡23條有關，更加不是無中生有、石頭爆出來的行動。而我們必須將之放在佔領的脈絡，才可以了解行動者的情緒。
佔領運動持續多天，政府和中央毫無讓步，佔領運動似乎都被一種無力感籠罩。政府用拖字訣去消耗佔領人士的精神和體力，佔領面臨崩潰。在運動慢慢消亡之時，大家都在想方法為運動注入新的力量。筆者多天在旺角和金鐘佔領區，感覺到當中鬱悶的氣氛──是一種「不知道可以做什麼」的感覺。於是，有人選擇了扮忙：問你要不要喝水（而明明剛剛喝完），要不要餅乾（明明自己餓了會跑去找吃的），甚至是去掃一個永遠都不會乾淨的地；而有人則選擇了做後台工作，例如旺角有人去了落區，向街坊宣傳佔領的意義；而有些人則選擇了用直接行動去表達不滿。勇武背後是一個好心，也是一種無力的情緒。如果我們要和這些人劃清界限，其實就是鬼打鬼，自己分裂，內部搞內戰。
「但衝擊者甚至沒有說行動綱領！是沒有政治責任的行為」
的確，事到如今，依然沒有衝擊者承認政治責任。例如，蒙面錄個錄影帶說說自己為甚麼要做行動──通通都沒有。以致整個行動到現在還是是有一種模糊性：撞了玻璃是為了什麼？是毀壞議會？想佔領議會逼政府讓步？癱瘓議會讓不公義的政策可以終結？還是想霸佔議會重組政府？還是其他？
但是，讓一步想，甚麼叫政治責任？為甚麼參與的人就必定要順道解說，好像解釋和行動之間就是一個套餐，密不可分？
儘管沒有參與行動者走出來為行動解說，但我認為解說行動的責任不應落在那幾個人身上，而是應該落在所有支持該行動的人身上。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要個人主義的問責，而是要公共意識的同行。換句話來說，政治責任不應該落在衝擊的人身上，而是我們若支持直接行動，都應該要負上所謂的政治道德、表態自己為甚麼支持「暴力」。就好像我今天雖然在打文章，並沒有去佔領區，此刻並不是佔領人士，但我還是佔領運動當中的一員，若有人問我是否支持佔領，我必定盡力解說。又好像你未必是同性戀，但你也可會支持LGBT爭取權益。同樣，沒有參與撞玻璃的人，其實也可以為撞玻璃者負上政治責任，就是，為它解說。雖然我沒有參與撞玻璃，但作為支持該行動的一員，我自覺也必須要解釋我支持該行動的理由。為甚麼要撞玻璃？這個議會只懂得生產爛政策爛方案，只是傾側資本家，如果撞一個玻璃不為過，撞十個玻璃都不為過，最好衝進去自己成立人民議會。衝不進去，其實最好把它給一點點拆了也不錯。
其實，社運中一向都有分工：有人衝，有人做論述。政治責任不應該只是落入衝擊的幾個人手中，而是所有支持衝擊的人，都應該出來解說。為行動定論。
當然，筆者這種透過行動去「demand nothing」的想法，必然會有人質疑：認為沒有訴求的就不是運動，只是搗亂。筆者並不同意這種說法，其實，沒有訴求都可以是一種運動，從法國68風暴到佔領華爾街，demand nothing在歷史上不是鮮見的行動綱領。有興趣多了解的可參考筆者先前的文章。
「但這些人蒙面，他們就是不想承認法律責任？」
在蒙面和不蒙面之間，我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抗爭觀念：公民抗命和直接行動。
公民抗命透過集體犯法去彰顯該法律的不公義，用肉身去感動政府，並相信體制有自我修復的能力，能自我完善。但這種其實是一種修正主義，對政權和體制還有一種信任。講得難聽一點，就是和政權做一場大龍鳳：我坐在這裏給你抓，警察都是打份工而已而他會抓你打你，而到最後我們會感動到政權。
但直接行動是完全不同的行動觀念：這個制度已經沒有自我修復能力，我們要做的就是直接奪回議會甚至否定議會。而這種行動觀念對法律也是不信任的，既然法律不公義，我為甚麼還要順從？既然法律制度是向權貴傾側，我為甚麼還要傻豬豬被你拘捕和審判？蒙面背後不一定是不想承認政治責任，而是不認同法律，認為無需要承擔這種法律責任。既然我都不承認這個法律，我就更加需要蒙面：不蒙面，難道給警察抓嗎？
下一步，怎麼做？
有一些行動者以為，「左翼」的直接行動是講共識的，而「右翼」的直接行動就是看著對就去做。筆者作為左翼，覺得這是完全的誤讀。左翼若看准時機也應該直接行動，不需謀求絕對共識。不事事先求共識，不代表就是民粹或沒有理性，行動絕對可以是沒有共識、產生迴響以致打開前一種封鎖共識之中的討論缺口，再謀求運動方向因應現實實況的改變。
在直接行動以喚醒群眾對官僚體制的不信任之下，行動升級是永遠都正確的，但最好找比較適當的時機。這次行動失敗，筆者主要歸咎於錯誤的時機。例如：一、深夜衝擊並不能有效阻擋任何政府的日常工作，地鐵不通，想支援的人也來不及趕到；二、沒有在之前醞釀一個激進的暴力的論述，導致很多人誤解行動，於是阻止行動，引起反效果，導致行動失敗；三、沒有湊夠足夠的人才「開波」。
尋找時機是一門學問，可以是被動的等待：等警察多放一次催淚彈，多打一次人，多清一個佔領區；也可以是自我製造的，例如設立催淚彈兩個月紀念日？行動的地點也不一定要限於佈防過嚴的立法會，其他政府機構，例如害人不淺的城規會，某些綜合政府辦事處，甚至是地產霸權龍頭李嘉誠非常著緊的地方，或是支撐香港／全球剝削性經濟體系的地方（例如碼頭），也是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