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我尋日同一個編劇食飯傾偈,有人問佢,你有冇追唔到數嘅情況?佢答,有追先會追唔到啫⋯⋯」《白日青春》編導劉國瑞一句戲言,道出香港編劇面對的困局——薪金不合理或被拖糧並不罕見,即使因得獎而名聲大噪,他們仍要面對欠缺制度保障的工作環境。
或者正如電影監製文佩卿所言,編劇面對的是「階級性問題」——怕得罪導演和監製,也怕得罪電影公司。為了扭轉編劇生態,文佩卿成立香港新晉創作人協會,公開徵集劇本並提供資助和出版機會。同一時間,編劇任俠、楊皓然和獨立記者周澄亦創辦網上平台「三場戲」,讓創作者和投資者進行劇本配對及交易,同時提供劇本醫生、法律顧問等專業指導。
不同的平台、不同的運作模式,如何在官方以外栽種空間,扭轉編劇生態?自己編劇自己救,不論是「三場戲」還是「新晉編劇計劃」,本地創作人正各自探索更多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