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Mo
採訪及撰文：季安森
文字編輯：Elle
網站編輯：Violet
一個年過半百的同志，在同性伴侶抑鬱自盡後的近四年間，在Facebook上間斷地寫下簡短而悲傷的絮語。他說他無法完整書寫他們的經歷，因為「牽涉了太多情緒同私隱」。然而在2025年7月29日，他以三千字的意向書，遞交予《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懇請立法通過擴充對同性伴侶的法律保障。
但一個月後，草案在立法會被大比數否決二讀。他悲觀形容「未來十數年少不了是黑暗時期，只有等鐘擺再次否極泰來，再向另一方擺動。可惜的是我未必有機會再見到。」
在悲劇發生之前，伴侶的名字和照片從來未曾在他的任何社交媒體上單獨出現過，因為對方在逼仄的社會空間、保守的職場環境以及自己畫的地為牢中，不曾出櫃，兩人的關係只有寥寥數位摯友知道。這導致在伴侶二次患上抑鬱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島可以著陸和依靠，只能獨自面對。長期之下，他逐漸變得麻木，有時甚至感到厭倦。事後回望，他自責覺得自己沒有盡力拯救他的愛人。
還有更多難事接連發生：伴侶的親屬在其死後才愕然發現他的存在，隨即換了他們共住八年的居屋門鎖，使他流離三年多，更排除他於喪事之外；伴侶的死亡証因疫情等不明原因拖延30個月；即使作為其遺囑的受益人，但因未曾註冊結婚，他在各種繁瑣程序中徒然地迂迴⋯⋯
他的名字叫Kevin，伴侶叫Terry。他們這段從未獲法律、社會及親友認可的關係，被拆碎成了一個個傷痕累累的哀悼字句。如今香港拒絕為「同性伴侶」賦予法律意義上的正名，或會為社群留下一個個類似的深淵。
以下，是Kevin的書寫和故事。
是急促的拍門聲將Kevin從睡夢中拉出。他乍醒發現身旁無人，原以為是Terry半夜出門沒帶鎖匙。
那段時間，工作壓到Kevin幾乎無法喘息。出事前一晚，他約十點多回到家，進門看見Terry有兩個好友相伴，便自己先洗漱上床睡覺。後來Terry進房躺臥在身邊，但不久又出去了。Kevin以為他失眠，所以出客廳看電視。
但客廳無人，電視也沒開。Kevin打開門，警察告知有人墮樓，管理員認出死者住這個單位，著他下樓看一看。Kevin懵然，緊張下樓。
到樓下路口時，一個暗綠色帳篷已搭起。警察微微掀起一角，Kevin認出了那張臉，還有Terry當時穿著的外套——那是他的外套。
圖：2021年12月27日凌晨，Terry從自己家中跳樓輕生。（Kevin供圖）
五個小時後，黑車才把Terry的屍體運走。期間，Kevin一直呆坐在離帳篷幾米以外，腦袋像底片被過度曝光，一片毫不留情的煞白。傳了幾封短訊通知朋友後，他留意到地面上一些白色斑點，似是冬日的冷霜。
隔日Kevin去認屍，工作人員掀開白布，他這才看到Terry右邊頭顱整個凹陷了進去。Kevin意識到，昨日地面上的白色斑駁，是Terry脫落彈出的骸骨。如此直接地面對死亡，Kevin失控哭泣。
那年Kevin剛過五十，聖誕過後新年將近，香港在低迷中強裝歡慶。他深知自己生命中某些部分，像這座城市一樣，已經回不去了。
Terry是因抑鬱發作而跳樓的，那是他第二次病發，從2019年開始。
那兩年的香港，政治風波和新冠疫情接連打擊城市經濟，Terry作為管理層，亦要下狠手裁員，包括自己的好友，令他備受壓力。
多個研究反映出香港整體與性／別小眾的精神健康危機，顯示這不是個別情況。香港心聆於2022年對1000名成年人進行的調查顯示，疫情期間，整體社會中有19.2％出現中度至嚴重的抑鬱症狀，13.7％有中度至嚴重的焦慮症狀。
而2024年，真光社針對香港性／別小眾社群精神健康進行調查的報告顯示，1433人調查對象中，30.8％呈現中度至嚴重的抑鬱症狀，24％則出現中度至嚴重的焦慮症狀。長時間以來，性／別小眾抑鬱和焦慮症狀的比例，都大幅高於疫情期間的整體社會。這數據亦與2017年的的調查結果相差無幾，說明七年來性／別小眾的精神狀況並沒有顯著的改善。
圖：資料來源：香港LGBTQ+社群精神健康報告2025
除了外部環境叫人窒息，Terry還有吸食毒品的習慣，讓情緒與判斷力更加脆弱。Terry曾向Kevin提出殉情，Kevin盛怒下扇了他一巴掌。
情況最失控的一次，Terry失蹤了三日，Kevin打了近百通電話無人接聽，後來才收到一間醫院的來電，告知他Terry三日前醉倒街上，赤身裸體。
而離世前幾日， Terry會在客廳大喊大叫，狂哭不止。每個Terry在客廳歇斯底里的早上，Kevin都會經過他，逕自出門上班——他的工作當時也兵荒馬亂，作為城市當代舞團總監的他，他要處理演出取消、舞蹈學校關閉、退款與募資，每日疲累不堪。
但他對Terry的熟視無睹，不僅是因為自己工作壓力太大，還因他早已對此脫敏。2015年Terry首次確診抑鬱症時，Kevin還會抱住他一起痛哭。「第30次，我都可以依然陪在身邊，但到第300次時，就麻木了。」
只不過Kevin從來未想過，Terry會自殺。「我問過自己有無盡力去救他，」Kevin說，「我知道是沒有的。」
從此，Kevin再多了一個弱勢的身分：自殺者遺屬——儘管他和Terry沒有任何法律認可的伴侶關係。
這個身分永遠伴隨著自責。「2015年時，是做過的，是全部做到的：看精神科醫生，找NGO⋯⋯還能夠讓他情況好轉到最後停藥，是應該知道怎麼做的，」Kevin說。
但Kevin坦承，當時的他對Terry甚至「多少有些怨恨」。「當他失蹤多日回來時，你不是想『怎麼樣去幫他』，而是想砍他多少刀，」Kevin說，「所有東西都放進了很小的框架裡，沒辦法看到更大的畫面。」
制度與文化的肯定或能挽回生命？
真光社主席兼創辦人黃政光是註冊臨床心理學家，他認為當時Kevin已經出現嚴重的照顧者壓力和同情心疲勞，應該需向外求助。但現實中，外在支援並不充足。但現實中，外在支援並不充足，社工教育也缺乏專門的性／別小眾或性別議題培訓。社工教育也缺乏專門的性／別小眾或性別議題培訓。真光社與港大社工系黃昱得教授的一項研究訪問了321名香港、台灣社工，發現普遍存在對性／別小眾的無意識偏見，且香港社工的偏見程度高於台灣。
Terry去世時48歲，在家庭和工作中都沒出過櫃，二人的關係幾乎從未曝光於人前，因此Kevin和Terry的親友圈一直互相獨立，各不認識，無法形成互相支援網絡。「如果我可以用伴侶的身分跟他們（Terry親友）溝通的話，或者會有更穩當的保護網可以創造到，」Kevin說。
Kevin覺得無法出櫃，不僅惡化了Terry的抑鬱，甚至或是他患上抑鬱的原因之一。
圖：延伸閱讀：真光社籌辦首個肯定式輔導會議 冀業界關注性小眾議題
「深櫃正正就係因為社會的歧視、家人同朋友圈的排擠、甚至係長期在恐同的環境下生活所以導致內化恐同，而形成的情況，」黃政光認為肯定式輔導或許當初可以救Terry一命，「肯定式輔導首先可以令深櫃同志體諒到自己係被壓迫的一群，從而將內在批評外化，矛頭先指向社會，令到他們有控制生命的動機；然後再處理他們內化的對圈子的偏見。因為好多時候愈深櫃，對圈子的理解就愈偏頗，就愈難找到圈中同行者。」
如果隱蔽是一切問題的根本，為什麼Terry不曾考慮公開自己的同志身分呢？「那個年代不流行出櫃這件事，」Kevin說，「更何況他父母都已經去世，更加沒有坦白的必要了。」
後來他補充，所謂「不流行」，更貼切的說法是「不被接受」。他覺得自己比Terry幸運，投身藝術界，大家都「視同志身分如家常事」。制度與文化上的缺口，使得像 Kevin 與 Terry 這樣未公開關係的伴侶更難獲得外界支持與理解。Kevin說，「如果Terry能親身見到哪個同性伴侶又結婚了，親身和他們相處到了，可能會見到一個之前沒看到的世界。」
Terry自殺後，Kevin無法在家中獨處，便暫時搬離了。兩天後的早上，正當Kevin和朋友吃早飯聊天時，他收到了一條短訊，來自Terry外甥女的丈夫：
「你的物件搬走了沒有？鐵柙銷已更換，如要提取私人物件，請通知我，我亦在管理處已登記手續。管理處也派人上來監察換銷。」
Terry死後翌日，他的幾位親屬趕來路祭和辦理之後的手續。那是Kevin第一次見到Terry的家人。見面時雙方尷尬又客氣。
路祭後，Kevin主動將Terry的錢包和鎖匙交到了他們手中——錢包是為了辦理後續手續，鎖匙則因家中供奉了Terry母親的牌位，他以為家屬會想拿走。
Kevin沒料到他們會把鎖換掉，並以「等警方調查清楚」為由拒絕他進入。在他強烈投訴下，管理公司決定雙方都不應進入單位，直至確定業權歸屬。
Kevin本來對Terry親屬這一行為倍感憤怒，但後來轉念一想，亦覺情有可原。畢竟Terry從未向家人告知過Kevin的存在，「死後才突然冒出一個光頭的中年男人，難免他們會懷疑，」Kevin說。
1月24日，家屬才在 Kevin 多次追問後才告知，身後事已辦妥。Kevin追問是否按Terry遺願撒放骨灰，不出所料，沒有再得到任何回覆。
Kevin 感受到的被切割與被否認，是許多未被承認的同性伴侶共同的隱痛。「原來我們兩個再好再差，都和這個世界沒有任何關係，」Kevin說。此後他們再無直接聯繫。
圖：Terry親屬和Kevin的對話，此後雙方再無直接聯繫。（Kevin供圖）
2008年夏，Kevin與Terry正式在一起。一年半前二人在健身房相識，漸漸熟絡後萌生了好感。
Kevin形容Terry是一個很體貼的人。他們兩個都喜歡鬆弛熊，有時Terry會買鬆弛熊玩偶，趁Kevin不留意時偷偷塞進他的書包。他們常一起去健身房、一起吃晚飯，然後Terry會送Kevin回家。
圖：二人都喜歡輕鬆熊玩具，照片發佈於Terry七七祭日。（Kevin供圖）
隱憂是Terry的毒癮。在第一次抑鬱病發時，Terry參加過踩單車戒毒的活動，但抑鬱和毒癮是惡性循環的兩端，他始終無法徹底戒毒。
當然，Kevin在這段關係中並非一味的受害者。「我不想塑造到我們好像很三貞九烈很完美，」Kevin說。他們用自己的方式相愛，共守十多年的愛情契約。「他是我那麼多段戀愛中，最能給我建立了一個家庭的感受的人，」Kevin說，「如果已經將他當成家人，就不會那麼輕易放棄他。」
戀愛五年後，Terry母親過世，他為Kevin配了一條鎖匙，於是Kevin就搬進了他家，自此同居八年。為什麼沒有註冊結婚？答案有很多個。首先在他們的世代中，同性婚姻從來不是一個主流的選擇，連出櫃都「不流行」，談何結婚。
其次是Kevin從小看到父母的關係一地雞毛。「我從來都沒有對婚姻的渴望，」Kevin說，「就算我不是同志，我也不想結婚。」
而且香港法例並不承認同性婚姻。他們認為，經過繁複手續和龐大開支得來的一紙婚書，遠渡重洋回到香港後，也只是近乎廢紙一張。
因此Terry立下了遺囑，死後將共同居住的居屋留給Kevin。他們以為這樣做就足夠了。
Terry留給自己的居屋遭其親屬換鎖後，Kevin半年內輾轉了五間酒店。直到７月尾，因為第五波疫情放緩，酒店價格爬升，他唯有在太子租了一間劏房，居住至今。而那間二人共度八年的居屋，一直空置。但樓還是要供，2024年中起，按揭供款戶口因為耗盡而停止自動轉帳，Kevin只能自己填補。
另外，Terry 的死亡證明延遲了逾30月，至2024年7月才發出。這還是Kevin付費查冊才得知的，因為他並非配偶，無法成為登記人。
拿到死亡証後兩個月，Kevin到遺產承辦處辦理手續，卻發現Terry的家屬早已申請了知會備忘，因此被打回頭。Kevin不驚訝，只幸他搬離家中前，將遺囑正本帶走了。後經兩邊律師反覆通信，Terry家屬只要求取回喪葬開支以及代繳的居屋管理費（約十萬港元）。Kevin 同意後對方隨即撤銷了知會備忘。
但因為程序往返，遺產承辦處已無法繼續處理，案件必須提請至高院審辦。至本文發佈時，Kevin已成功在高院立案，但仍未得到任何消息。
圖：截止2023年11月，Terry名下的居屋欠下的管理費近2萬港幣，後來居屋更因為按揭帳戶耗盡而斷供。（Kevin供圖）
這番擾攘，耗費三年半和不知多少冤枉錢。同性伴侶一直只能依靠持久授權書、遺囑或預設醫療指示等散落的法律文件來保障彼此權益。因為伴侶關係未被法律承認，很多理賠與資產處理會被擱置、進而演變成漫長的與伴侶家屬在法院的糾紛。
若Kevin早在親屬換鎖時，就尋求法律援助，未必需流離失所。
但Kevin畢竟是一個人摸著石頭過河，難免磕碰。於是他開始思考，要如何發聲。「一個故事被重複敍述，就會產生力量，」Kevin寫道，「當一些事實被看到，就有改變的可能。」
2025年7月29日，Kevin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了三千多字的長文，提交《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但結果是，他們的這段關係，既不被家人接納，也未獲社會和法律的認受。
2023年，終審法院在岑子杰案判政府須於兩年內訂立「替代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在最後期限迫近之際，政府為突然提交立法會，建議設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登記後的同性伴侶可享有處理伴侶醫療和殮葬事宜的部分權利，並開放公眾提交意見。
超過2500人，包括 Kevin，提交書面意見及聯署發聲，促請立法會議員正面考慮支持該條例草案。
但立法會以14票贊成，71票反對，1票棄權，否決了二讀，成為本屆立法會首次被否決的政府法案。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後表示，會研究可否透過行政措施，落實法庭要求對同性伴侶權利的保障。
「如果他今天還在生，聽到立法會議員的那些屁，可能明天還是會自殺，」Kevin不忿道。他認為現今草案被如此「單聲道」的議員大比數否決，只會讓更多的同性伴侶關係無法得到正名，擠壓保障同志權益的社會資源，把人推向精神健康與社會支持的邊緣，令類似的悲劇一再發生。
「如果我是一個20幾歲的青少年同志，聽到那些話，我會覺得很hurt，」Kevin說，「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可能會變成和Terry一樣，抗拒出櫃。」Kevin回想起自己在2000年左右有勇氣出櫃，是因為有一批如邵國華的同志伴侶，在海外註冊結婚，並回港高調地見諸報章，營造了對同志友善的社會風氣，再加上他投身對不同性取向比較接納的藝術界，獲得了比Terry更可靠的支援系統。
但如今，Kevin認為同志權益正在逐漸被政治化，支持同志言論被視為左膠，頻被攻擊。「相比二三十年前，甚至是退步了，」Kevin說，「不再是當年那個走向彩虹的世界。」
圖：延伸閱讀：立法會「一夫一妻」議案重溫：當恐同成為制度語言，我們要讀懂甚麼？
被否決的未來：這個城市盡是悲傷的井，同志仍在呼喊
Terry離世後，疫情捲土重來，家事兜轉糾纏，遺囑久不能執行，想發聲又遭草案被否決一事打擊⋯⋯沒有倚傍，Kevin被迫機械地面對這一切，情緒被壓抑成一條繃了近四年的繩索，等某一瞬徹底斷裂。
圖：戀愛初期時，Kevin送了兩隻鴨仔玩偶給Terry。二人同居後，Terry有一日突然傳了這張照片給Kevin。（Kevin供圖）
Kevin記得有一年在靈灰閣拜祭完Terry後，觀看了一個由香港表達藝術治療服務中心主辦的主題為《Closure》的表演，演出場地前身是香港開埠時治療鼠疫的醫院。觀演途中他望了一下天花板，突然有種很強的感覺，覺得這個演出或者是要超渡一些留在這裡，走不出去的亡靈。他再一次直視死亡。
後來，Kevin發覺所有演員在單獨表演完後，都向上或向外離場。「漸漸地這些上升的意像在我腦海中與他從家中墮下的影像開始重叠⋯⋯」Kevin寫道。
演出的最後，治療師讓觀眾嘗試透過自己的身體去回應。「我在不知怎樣的意識中，開始把手向上舉起。我不知道是我代入了他的感覺，還是需要救贖自己，我只是竭力地把手向天花板舉起⋯⋯」
當Kevin舉手到幾近力竭之際，突然有位舞者，抓住他的手向上拉，然後給了他一個擁抱。那一刻，他淚流滿面——他奮力想爬出低谷的井，他的呼救得到了回應。
若不是得到了這一下善意的支撐，他都無法意識到自己的情緒壓抑已到了近乎危險的程度。
可是啊，這個城市還有萬千個一眼望去盡是悲傷的井，Kevin知道，因為自從他寫了那封公開信後，就陸續收到一些同類遭遇者的信件，不少人仍在與已逝的同性伴侶的家屬對簿公堂。他感到不安，擔心未來再有人在井底呼號時，無人拯救。
圖：延伸閱讀：《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遭否決後：關注點在哪裡？我們如何重整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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