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曾提出司法覆核並成功爭取囚犯投票權的在囚人士蔡全新，2016年再入稟司法覆核爭取囚權，希望放寬囚犯致電外界的權利。案件在2018年審理，高等法院今日頒下判詞，駁回蔡全新所有理據。法官在判詞指，在囚人士被判刑一刻，已經不能享有一般人的自由，與外界接觸的權利有需要被縮減和規管。若在囚人士有需要致電外界，可按「工作守則」申請，懲教按個別案件考慮。高院認為此安排沒有侵犯溝通自由和私隱，亦不造成歧視。
根據懲教處現行規例，在囚人士若連續兩個月沒有在港親屬探訪，或者連續兩個月未能致電親屬，就可以申請向海外家屬打一個十分鐘的電話。措施在2016年寬減至一個月，處方希望囚犯能與家人更緊密連繫。
申請向外界打電話，在囚人士需要經過一系列申請程序，首先要簽署一份承諾書，同意該通電話被監聽；收到電話的人要知道自己被監聽，若對方不同意，通話須立即終止。簽署承諾書後，在囚人士要作出正式申請，懲教人員會詢問申請原因，審視是否有真正需要。懲教人員之後會向上級匯報申請，上級若果拒絕，會向在囚人士口頭交代原因。即使申請失敗，都不設上訴機制，但囚犯可向太平紳士投訴。由2014年至2017年，共有六宗向太平紳士設訴的紀錄。
申請人蔡全新認為，「工作守則」的審查機制不合憲，限制了在囚人士致電本地其他人士，削減他們享有的公民溝通自由。他亦指「工作守則」未能令在囚人士得到公平程序、《監獄條例》沒有賦權「工作守則」禁止在囚人士向外界打電話。他亦指「工作守則」產生歧視，若在囚人士在海外有親戚，毋須申請就可以打長途電話。
法官黄國瑛在判詞指，在囚人士於判刑一刻，無論如何都不能享有一般人的自由。向外界致電，需要經過申請和核審程序，令處方在懲處與更生之間取得平衡考慮，兩者都有合法目的，兼且符合相稱性。
判詞又指， 申請人蔡全新曾經在2016年2月22日，向懲教處申請致電予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蔡在申請表沒有交代任何理據，一名懲教職員查問後，得知蔡收到屋委會信件，指要收回他的公屋，蔡擔心即使出獄失去居所，需要緊急向社協求助。蔡指自己多個月無人探訪，懲教職員致電社協負責職員，對方表示太忙未能抽空寫信或探訪，最終懲教同意酌情處理，准許蔡向外致電。法官認為蔡指控得不到公平程序，是沒有事實根據。
法官不同意「工作守則」產生歧視的指控，因為守則適用於所有在囚人士，不論他們有沒有親戚在海外，在囚人士要滿足相關條件，才可以申請打電話。雖然蔡對於未能致電社協求助感到不滿，認為在海外有親戚的在囚人士可享特權，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也須要符合連續兩個月沒有在港親屬探訪，或者連續兩個月未能致電親屬，這兩大條件，才可以申請。
蔡在香港或者海外都沒有可聯絡的親戚，法官認為他的處境「特殊」，但在考慮措施是否涉及歧視，要考慮一般在囚人士，假設他們在香港有親屬，而他的確較在港沒有親戚的人，相對容易聯絡親人，兩者有重大分別。
案件編號：HCAL188/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