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若不是我在訪問中提起，解悶工廠小妹（化名）可能沒有意識到，解悶工廠已經運作 3 年半了。
從 2017 年至今，每天在每個寄給在囚抗爭者的「解悶資訊包」中，寫一段以「你好嗎」為開首的文字，將資訊包化為信件並順利寄入監獄，是小妹的任務。
「我常覺得『小妹』很幸運，在社運中能有這樣的身位。」對她而言，這段文字是她的「情緒探熱針」、是她的日記、也是她的贖罪劵：「好像無論世界點變壞，都有個身位可以出一分力，無論幾細力都好。」
與其說「解悶小妹」是在幫助在囚者，她覺得自己更像是在分享力量。隔著高牆，書信和文字除了能為裡面的人解悶，也支撐著在外面的她：「土地要人耕耘，當抗爭範圍收窄，每個人嘅堅持係為未來做好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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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連登帖文、網絡迷因圖成信件的「解悶工廠」
從早上到中午，房間內的影印機吱吱聲一直沒停過。解悶工廠「印刷工」之一的蔡女士取出大疊 A4 白紙，一邊熟練地放進紙匣，一邊不住咕嚕：「唉，下世要做樹！」
如果你有留意社運和囚權議題，對解悶工廠該不感到陌生。三年半前，「13+3」（反東北規劃撥款的 13 名抗爭者與雙學三子，即周永康、羅冠聰和黃之鋒）相繼入獄，為使他們不致與外界脫節，當時仍是朱凱廸議員助理的蔡女士，與岑敖暉及一眾朋友成立「解悶工廠」，每天收集來自《立場新聞》、《獨立媒體》、《眾新聞》等媒體的文章，在 A4 紙上面壓縮列印成「解悶資訊包」。
後來，有讀者反映想看連登，資訊包的內容便擴展至連登帖文、網絡迷因圖、評論文章、歌詞等。每天的資訊包有十多篇文章，工廠每週分兩次寄出，每次寄出過百頁紙。但由於懲教需逐一檢視內文，在囚者通常在寄出後約兩週才能收到資訊包，比收取信件更慢。
解悶工廠的義工正將資料包摺疊好、放入信封。
最初，解悶工廠主要由三人義務運作：蔡女士是印刷工，負責打印和寄出資訊包；小妹負責撰寫資訊包上的問候文字，義工 A （化名）則負責搜集放進資訊包內的文章和圖片。不過，懲教一方總有理由指資訊包不合規定，阻礙在囚者收取。幸而，當時「13+3」案甚受關注，許多人紛至沓來探望在囚者，解悶工廠遂輾轉從探訪者口中，得悉種種規定：
「解悶資訊包」部分寄件守則
1. 不能寄與賭博相關的資訊，有數字的體育版新聞全數無法寄入。
2. 在囚人士每月收取的相片數量有限制，故資訊包通常只提供文章和少許圖片。此外，寄給男囚的相片不能是男性單人照，以避免有囚犯「點相」。
3. 須把粗口刪去。
後來，解悶工廠的寄件對象擴展至涉蠔涌爆炸品事件、旺角騷亂等案件的政治犯。小妹和蔡女士本來以為，只要等到梁天琦和盧建民出來後，工廠就可以關門大吉；未料 2019 年反送中運動席捲全港，還柙或被定罪的抗爭者人數急升，申請收取解悶資訊包的人數至今超過 200。蔡女士兼顧不來，只好向外求救。現時，有過半資訊包交由各區區議員打印和寄出，蔡女士則每週抽兩天、每天花半日處理約 80 個資訊包。
此外，由於不少抗爭被捕者年紀較輕，閱讀口味與成人不同，寄往少年監獄的資訊包亦交由新加入的「解悶小小妹」負責，一般會有較少文字、較多圖片。
上方：寄往少年監獄的資訊包。下方：寄往成年監獄的資訊包。
用文字分享力量
小妹相信，「資訊包」對囚者而言是對外的窗口，讓他們得以捉緊世界的脈搏。除抗爭口號以外，工廠沒太多挑選文章的標準或顧慮，而她寫給讀者的「開場白」，除了食物之外甚麼都寫：上班途中和自己打招呼的商場保安、最近看過的書或電影、工作上的瑣碎事……
她從不寫「加油」、「頂住」之類的話：「我憑咩叫佢頂住？何況我覺得，頂不住是 OK 的。」心情不好時，她也不介意如實告訴讀者自己很累、很無力：「正咩能量啫，外面係灰、政治大氣候係差，咁無必要美化或醜化件事。」例如在一個多月前、 47 名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民主派到警署報到前一晚，小妹的心情不太好，於是寫下這句：
「是，若然我們必須就此暫別，解悶一定會持續地陪伴大家，小妹還是會努力寫這些字。即使我們知道大家不一定能收到，但請相信我們會風雨不改地以這些文字陪伴，不會遺下你的。」
雖然解悶工廠每週都會寄出資訊包，但小妹知道，在囚者未必每次都收到。因此，她時常在信中強調「陪伴」——這可能是因為，她自己也是需要被陪伴的人。與一般「寫信師」不同，小妹沒有指定的寫信對象，也不會留下聯絡方式，故每當收到回覆，她都會珍而重之地收集和紀錄下來。與其說「解悶小妹」是在幫助在囚者，她覺得自己更像是在分享力量，透過小妹的身份，減少生活中的無力感：「土地要人耕耘，當抗爭範圍收窄，每個人嘅堅持係為未來做好準備工作。」
贖罪的時代
當然，她也有懷疑人生的時候。去年有人問她：「你覺得會做到幾時？」小妹當時回答：「唔知喎，咪做到冇人喺（監獄）裡面為止囉！」但對方追問：「咁即係幾時？ 5 年，定 10 年？」
於是小妹覺得思考被卡住了：當她把事情放在一條時間線上去看待，那種無了期的感覺太恐怖。「如果我做咁多嘢，係為咗繼續做落去，係咪癡線㗎？」她心想，但口裡只能回答：「我唔知喎。」
她只要想到 10 年後的香港仍沒有民主和自由：「咁即係點啫？我哋會面對緊點嘅情況？」
而每當有多一個人被捕，時間線就有機會再增加 10 年，甚至更長。所以那次之後，小妹就放棄了思考未來。她幻想不到， 10 年後的自己仍在天天寫那段「你好嗎」字句給監獄內的人。
「個恐懼不是在於我們做不做到，而是在於我們要經歷這個時間線。你只能逐日去做，看眼前的東西去做。說不定有日就會發現：啊，咁就 10 年了。」
「在這個時代，大家都要贖罪。」
「就算抄家封廠，我哋都會諗辨法去做」
看不到前方的話，就只能夠回望。就像這天做訪問時，我提起解悶工廠的緣起時，小妹才意識到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寫了 3 年「你好嗎」。有段時間她不在香港，接近一年時間沒有寫，但因為 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她回港後又重投小妹的身份，「雖然好似有啲誇張，但我覺得自己用緊生命同佢哋同行。寫解悶呢件事，已經成為某一個部分的我。」
她從來沒想過放棄：「唔收得皮啊，點收啫？」言下之意是，一天香港仍有政治犯在監獄，一天解悶工廠就不能倒閉。所以她幻想過如果自己有日被捕，在獄中該如何繼續擔任「解悶小妹」：「應該都會日日寫。但因為生活單調，可能會寫好多思考性的東西，」她失笑：「咁就會同佢哋好有共鳴！」
「就算佢抄咗我家、封咗我廠，我哋都會諗辨法去做呢件事。」
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思考過去或留的問題，但小妹肯定自己不會離開。她說，留下來的原因很實際：「我要佢哋（在囚抗爭者）出嚟嘅時候，我可以接到佢哋。」
記者：梁皓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