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沒有甚麼新的觀點，只是從2013年紅衛兵公開登報／刊道歉的新聞想到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所提到個人在文革群體運動的角色，希望做些資料的整理，以誌文革五十年。寫得粗疏，望指正。）
2013年6月，山東省61歲的退休幹部劉伯勤，為當年文化大革命中身為「紅衛兵」犯下的錯誤於內地歷史月刊《炎黃春秋》刊登一則道歉廣告：「本人劉伯勤，「文革」初為山東省濟南一中初二十四級三班學生，家住山東省政協大院。時因年幼無知，受人蠱惑，又個性愚頑，善惡不辨，參與批鬥學校師長畢德質老師、李昌義主任、胡熹和老師、朱琳副校長等，參與到同班張念泉同學、韓桂英同學家中抄家，在宿舍院內對周志俊先生、宋文田先生、杜大中先生等家庭進行 過騷擾，對他們及其親屬造成極大傷害。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特向以上師長、同學、先生以及其他受我傷 害過的師長、同學、先生並家屬誠懇道歉！冀恕前愆。」
劉伯勤可能是紅衛兵公開登報／刊道歉的第一人，但並非道歉第一人。2010年6月，申小珂等8名紅衛兵學生寫道歉信，向當年北京外國語學校教師程璧「請罪」。當時程璧在回信中說：「你們帶了個好頭」。然而帶頭者後面並未出現更多的追隨者。有些人甚至忘了三年前的這樁「紅衛兵道歉」。
劉伯勤坦然面對自己過去，不作回避，向自己在文革時傷害過的人道歉，甚是難得。紅衛兵的道歉，既解個人心結，亦促使人們，特別是當年文革參加者反思個體在集體行動中的責任。文革是每一個經歷的人必須直面的歷史心結。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參與作惡的紅衛兵不在少數，但至今公開道歉的卻只得寥寥數人，所以劉伯勤的公開道歉彌足珍貴。而同年8月，「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在互聯網上發表會長陳小魯（陳毅兒子）反思文革的道歉信，承認當年對學校領導、老師和同學被批鬥和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其後到2014年1月，另一位紅二代、紅衛兵的象徵性人物宋彬彬（宋任窮之女）與同學回到母校北師大女附中向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師們道歉。1966年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遭學生毆打及折磨致死。
主流觀念認為，文化大革命參與者「受蒙蔽」而盲目追隨毛澤東、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完全喪失了自我、理性分析能力。誠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起的、指導的，文革時期毛澤東故然可以呼風喚雨，影響各地紅衛兵組織的盛衰，要對文革負主要罪責。群眾雖然都是隨風起舞，但不代表不需要為當年自己的集體行動中的所作所為負責，參不參與、參與的程度並非都是身不由己的。個人作的惡並不能全推給大環境的風潮。
盲目與理性
究竟個人在群眾運動中的角色為何，又是否都是盲目的呢？被稱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中文大學政政系王紹光教授給合自身經歷和實地研究考察、訪問、文獻而著的《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原版本為《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理性與瘋狂的群眾》），以文革時期的武漢為例子，提出相異的觀點：在瘋狂的表象下，文革參與者實際上是理性的。
王透過分析文革時期群眾的集體行為、各紅衛兵／造反組織派系的鬥爭，舉證即使毛澤東作為超凡魅力的領袖（charismatic leader）卻仍然無法駕馭文革的過程和發展，文革頭兩三年，中國正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各地方黨委政府不少都被奪權，黨政領導被打倒），而文革後期，控制力更大不如前，運動不時偏離毛澤東所指引的路線。他並不否認文革中人們的行為有瘋狂的成分，而這種瘋狂與他們對毛澤東的崇拜是分不開的，但追隨者可以同時既是瘋狂的也是理性的，尤其是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參加者並非鐵板一塊，各人都有自身的考慮和決定。
文革時毛澤東是唯一一個政治領袖、思想導師、軍事統帥，「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群眾組織、思想理應統一，但事實上當時各地參加者由於不同的社會意識和政治利益，而分化成水火不容的群眾組織派系，具有不同的目標，而背後有各種勢力包括原有地方政府官員、地方軍區以至中央文革小組的撐腰和背書，初期保守派與造反派之爭。前者泛指出身比較純正、文革前與政府關係比較密切的人組成的組織，多是老（第一批）紅衛兵，在武漢，以「百萬雄師」為代表；而後者多是並非出身純正，在文革初期被排斥於老紅衛兵組織的人組成的激進組織，與政府不睦，在武漢以「工總」、「工造總司」為代表。而當各地保守派衰落後，造反派內部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鬥爭各為熾烈。各個光諳上的派系相互之間時分時合，經常武鬥。而派系鬥爭之所以持續，在於各自的勢力強弱有如鐘擺，盛衰須視乎北京的政局發展及取態。而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和演變》對於紅衛兵／群眾組職的派性有更詳細的論述，事實上，各派別的思想和行為，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年齡層以及運動的不同階段，都呈現千差萬別。故此不能因為「紅衛兵」這個單一的名單而在文革中捲入運動的一切學生視為一類。
運動初期，政府被推倒，處於無處政府狀態，保守派失勢，造反派得勢；之後，毛澤東要恢復秩序，「二月逆流」老帥回朝，保守派得勢；後來北京風向逆轉，毛澤東認為運動向秩序和穩定方向擺得太遠，於是反擊「二月逆流」，中央文革得勢，老帥又被打倒，造反派再得勢；當保守派與造反派相持不下時，則需要到北京進行會談，甚至要毛澤東親自到武漢處理。1967年「武漢事件」發生，湖北的一、二把手陳再道、鍾漢華被打倒，武漢造反派全面得勢，保守派瓦解，之後1968代替各級政府的革委會成立，各造反派的代表進入革委會。到1969年造反派內部持續反復鬥爭，不少成員認為保持激進的個人獲益仍會大於可能付出的代價。然而之後北京主張團結，打擊派性鬥爭，造反派再受打壓，並被剝削權力，逐出革委會。1969年至1972年間，舊有的政府官員、保守派重新抬頭，陳再道、鍾漢華復出擔任要職。1972年感到批左思潮持續會否定文革，於是重新扶植各地已被打倒的造反派復出擔任職務。1973年武漢當局迫於北京壓力，讓不少造反派頭頭復出任職，造反派重整旗鼓，發動遊行運動，再度引發與政府／保守派的鬥爭。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主張團結，批判派系鬥爭，造反派再被打壓，武漢局面大底穩定。
而群眾亦往往需觀乎北京的態度而作出相應行動。少經驗者聞風而動，而富經驗的往往先持觀望態度，衡量風險。如斯反覆，群眾為何參加組織、何時參加組織、參加哪個組織、在什麼條件下參加武鬥（訴諸武力）以及何時抽身退出運動，也定必各有自己理性、利益的計算、追求，且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釋。
而另一層理性的體現，就是對「毛澤東思想資源」的理解。當時存在個人崇拜是無疑的，但王紹光認為個人崇拜有兩個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對偶像充滿了信賴、敬畏，甚至願意為之獻身的情感；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把偶像作為認知的對象，試圖理解偶像發出的種種信息。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對同一信息的解讀有可能截然相反，解讀過程便是理性發揮作用的過程。文革中各個組織派系大打「毛主席語錄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每個派系都將毛語錄為奉為圭臬，但各派系、各參加者以自己的出身、地位、利益而各自解釋毛語錄為己所用，證明自己才是緊跟毛的路線，絕不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認為自己保守，反而對方派系則才是反革命、反毛主席。情感向度可以解釋為什麼毛澤東的崇拜者會有瘋狂的行為，而認知向度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他們能在個人崇拜的大環境下進行理性選擇。
然而，亦有論者指出王紹光卻低估了在群眾行動的「廣場效應」中，非理性或者說瘋狂的一面的影響，畢竟一群人去參與批鬥、抄家，既逼於群眾的壓力，也令自己的罪疚感、道德觀念降低。例如中學紅衛兵比大學紅衛兵更加充滿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乃致甘願犧牲的精神。而群眾組織分裂為誓不兩立的派系武鬥不止，在理性的計算之外，亦有信念、激情以至宿怨等各種情感的介入。
論者認為他們受鬥爭哲學影響甚深，甚至也深受領袖的鼓舞和影響。而文革也正是這樣一場既是社會階級的、又是黨內路線的殊死鬥爭。他們要通過鬥爭“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然而，他們後來終於明白所謂的「敵人」其實是和他們差不多的人，都是棋盤上的棋子，而問題還在於，擺出這副棋盤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動這些棋子，收拾不了這一殘局。但他畢竟還是有相對於群眾的決斷權力，可以撤掉這些棋子。當毛擺平不了各地紅衛兵的派系鬥爭時，只能送他們上山下鄉，讓他們在「廣闊天地裡，大有作為」。
然而，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以至中共中央在文革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是無容置疑的，亦不能因群眾有理性的一面而脫掉關係。
國務院研究中心前研究員姚監復稱讚劉伯勤道歉有良心之餘，亦指出除紅衛兵個人道歉外，中共中央也應出來道歉，「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起的，現在的領導人在文革期間也是受害者。但是他們繼承了毛的政治遺產，債權接受了，債務也要還，」姚監復說，向波蘭猶太人紀念碑下跪的德國總理勃蘭特，也不是當年的加害者，但代替「應該來下跪的人」下跪，「中華民族就是缺乏敢於認錯、敢於懺悔的品格」。
「四項基本原則」下定調文革
其實文革之後，如何評價文革與毛澤東，是取代華國鋒掌權、而又身受文革其害的鄧小平不得不面對的課題。鄧小平於1979年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共一直至今奉為圭臬、不能逾越、不能討論的政治禁區：
1. 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2. 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3. 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4. 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點總結了「文化大革命」，將其定性為「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然而《決議》卻同時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沒有否定毛澤東、沒有否定既有的政治體制，這樣對於文革的「否定」又是否徹底、是否真確？
八十年代，思想開放、自由和寬鬆，面對改革開放引致的種種問題，包括官員貪污腐敗(尤其是各自權貴家族)、官倒、物價高漲、國企員工下崗等問題，社會矛盾日益加劇。胡耀邦、趙紫陽在鄧小平授意下推行改革，經濟改善之餘，亦嘗試提出在政治體制層面推行改革。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總書記趙紫陽作政治報告，提出黨、政分家，重申黨章規定「黨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的紀檢委「不處理法紀和政紀案件，應當集中力量管好黨紀」，企事業黨組織的「作用是保證監督，不再對本單位實行 『一元化』領導」，「政府各部門的黨組要逐步撤銷」，各級黨委不再設立「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趙紫陽指出黨組織應當不再凌駕於其他部門之上，不再 「干預司法」。十三大後中共曾一度啟動「黨政分開」試點機制，但遇到來自黨委系統的阻力。其後六四槍聲一響，萬黑齊瘖，黨政分家、政治改革隨即戛然停止至今。
個人崇拜與文革陰霾
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任時曾多番提及政治體制改革，他在2012年的人大、政協兩會的記者會中便曾表示中共雖然作出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他認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2013年1月，習近平在對十八大新進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員委的講話中表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稱兩者絕非彼此割裂，更非根本對立的，簡稱「兩個不能否定」。此講話受到黨內外自由派的批評。再加上「七不講」的指示，預示習近平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將會走保守的路線。因而在首都政治圈內，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習近平不那麼像習仲勳的兒子，倒更像是毛澤東的孫子。」
雖然曾在重慶唱紅的薄熙來雖然被打倒，習近平、王岐山和薄熙來畢竟都是中南海裡一起成長的哥們，淵源甚深。習近平上台以來，意欲集權於一身，以至內地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現象盛行。雖然中央開始對個人崇拜之風「降溫」，文革的陰霾已牢牢纏繞在人們的頭上。
本文資料、觀點皆得益自以下書籍、文章和新聞報導：
1.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9
2.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和演變》,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9
3. 瘋狂歲月裏的理性選擇 訪王紹光教授談他的文革經歷和文革研究
4. 紅衛兵為何能被迅速動員起來並充滿暴力傾向
5. 胡耀邦子批習 太子黨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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