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陸的反日示威，參與者不單抗議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還攻擊日本車、日本餐廳、日本人，高喊「抵制日貨」、「打倒小日本」、「日本豬滾出中國」等口號。看來群眾的情緒已超出對日本右翼的憤怒，顯露出對整個日本民族的仇恨。日本產經大臣謂「中國是一個可怕國家」，亦滲透出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敵意。
中日的經貿依存度近年不斷提升，中日在北韓核問題、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等問題上，亦十分需要對方的合作。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兩國現時還算理性的當權者在釋出較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以表姿態後，必會重回務實。但問題是民族主義激情，易放難收，兩國的外交政策，最後會否被失控的民族意識牽引，偏離務實路線，走入「仇恨─衝突─更大仇恨」的惡性循環？
區域整合與民族仇恨之間
回首1930年代初，東亞地區曾出現過各國通過深化經貿整合而和平共榮的契機，但當時亞洲區內鼓吹對內施行保護主義、對外與別國進行零和競爭的經濟民族主義盛行，卻令東亞自由貿易區難以形成，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抬頭(可參考著名經濟史學家杉原薰1997年發表於《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題為「1930年代日本侵略背後的經濟動機」的論文)。
1930年代初，世界經濟大恐慌，西方國家相繼奉行保護主義以維護國內工業利益。在喪失西方市場和原材料供應的雙重困境下，日本出現了一個有關日本經濟往何處去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以破產農村為基礎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主張通過全面侵華以搶奪其天然資源與市場。
但這種觀點一直被主流排擠。相反，自由派和左派的政治家、知識分子，以及不少舉足輕重的大工業家，都認為日本經濟起死回生的良方，乃是與東亞各國──特別是中國──共組一個東亞自由貿易區。屆時日本工業既可以將產品大量銷售到中國，亦可以大舉從中國進口原材料。他們認為軍事擴張只會加速日本經濟的崩潰，因為要經營一台不斷膨脹的戰爭機器，需耗用大量天然資源，就算日本在別國掠奪到新資源，也得不償失。
但民間失控的民族主義運動令日本政府愈向右傾。最後軍中極右派在30年代末全面奪權，廢除民主政體，成立「思想特警」，大規模逮捕、虐待軍國主義的反對者。同時，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為了保護上海工業家利益和回應民間的反日情緒，開始嚴厲實行保護主義，抵制日貨，並阻礙原材料輸往日本。日本工業家眼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成為泡影，便開始轉而支持極右翼鼓吹的軍事冒險。
當年南京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應否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負起部分責任，無疑是極具爭議的問題，但肯定的是，今天的中國和日本，再次在區域整合與民族仇恨、理性與瘋狂的界線上徘徊。當權者在此一敏感時刻操弄民族主義情緒，形同玩火。
上世紀30、40年代的悲劇，會否在21世紀重演，便繫於中日雙方能否自制。
明報 孔誥烽
2005-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