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發言人楊光在周二記者會上表示，這次風波折射出香港社會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已經到了必須高度重視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的時候。他希望大家聚焦在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問題上，獻計獻策，共謀解決之道。
筆者並不知道中共高層過去有幾關心和掌握到香港一般人的苦況，但楊光的講法，反映中方並不知道（或沒理會過）香港有識之士一直以來的努力和付出。以房屋和土地問題為例，出謀獻策過的有心人便不在少數，但香港政府呢，總以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廢話抹煞這些提議。明眼人都看得出是為了照顧既得利益者，視市民——尤其是年輕人——的居住權、發展空間和機會等如無物。
在去年的土地大辯論中，本土研究社便指出，不少位於市區的軍營用地，以及部份面積龐大的新界軍營，約有300至400公頃，若重新規劃發展，最多可興建數以十萬計的單位。本研社更強調，不少軍營已閒置多年，發展軍營是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出發，而非要削弱國家主權。從軍事戰略的角度看，既然解放軍也聲稱，從深圳灣體育中心出發，抵達香港只需10分鐘，所謂實際的防務需要——正如田北俊所言——根本有限，那為何不能從2700公頃軍事用地中釋放一部分出來紓解香港人之苦，以實際行動展現中共的善意和解決問題的決心呢？
當然，要妥善處理土地問題，還香港人一個合乎公義的宜居城市，不能不放棄偏袒和縱容商界的房屋政策，不能不大幅修正規劃嚴重失誤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規劃署前助理署長伍華強就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提出過一個包括四個元素的「終極方案」，能否有效實施，視乎北京取態。
根據伍先生分析，要撥亂反正，徹底解決遺害社會、由極少數人壟斷的土地「練金術」問題，政府不需引用任何法律，只需以「批租人」的身份，修改土地管理政策。政府可行使普通法下賦予土地業主的權利（即Landlord’s Prerogative），行使不續租土地予囤地者（土地承租人）的權利，迫使擁有大量農地的「地主」提早退租，把農地業權歸還政府。「新界農地全退租或到期後，總共面積應不少於八千公頃。收回土地後，政府便有空間及機會，為新界訂定全面發展、環境復修、以及保育策略，重新全面規劃土地用途，全面提供大量房屋，改善現時受破壞的自然環境，促進經濟發展。」
換言之，要對症下藥，治理最為港人詬病的房屋問題，不是沒有辦法，視乎中共高層是否認真對待港人訴求，以促進其福祉為大前提，扭轉社會極度不公平的經濟結構和制度。別忘記，一般香港人向來很抗拒示威中有暴力場面，但今次反送中抗爭，黑衣幪面客的激進行為，並沒有觸發民主派及其支持者的割蓆潮。這反映一般市民對政府和建制派的斑斑劣行，對議會的監察功能被廢武功，已去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有感於被剝奪各種政治權利，以及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所受的傷害跟受到暴力施虐相類似，在一般市民眼中，示威者對準政權及其幫兇的攻擊（底線是不傷及無辜），其實是一種「以暴制暴」的行為: 以有限武力對抗政府和警察無日無之的惡。
只有追求善治的政府，方得民心，從根本處化解社會的怨氣和戾氣，在問題（其中一個）源頭開始「止暴制亂」。可是，情況毫不樂觀。習近平昨天（三日）在黨校培訓班上講話，主張發揚鬥爭精神，指當前中國面臨的重大鬥爭不會少，包括港澳台工作在內。而港澳辦昨天提出三點意見，第一點是特區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機構，以及社會各界都要切實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作為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點名要對付暴力犯罪分子。港澳辦強調，圍繞修例事態已變質，少數暴徒旨在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府奪取管治權，將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
由此可知，他們和一般香港人的理解相距甚遠。中共最關心的是自己江山，一心要回復社會秩序。市民福祉遠遠比不上國家利益那麼重要。港澳辦另一發言人徐露穎便指，中央會繼續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發展大局。一系列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措施，例如大灣區，能增添新動力，青年人有更多發展機會。但這個劣幣逐良幤——讓聽話的人不管多無德無能也獲得好處，有主見者不管本領多高也會受打壓——的體制所支撐的發展方式，不就是香港政府過去一直全力在做，終令香港百病叢生的禍首嗎？若中共高層所提出的藥方（徐露穎口中解決問題的金鑰匙），正是導致香港弄到如此田地的深層次病源，那香港人又如何可以對回復「正常」抱有任何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