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羅文樂作品《鹿四塗成》)
常常在疑惑，香港的年青藝術家是怎樣謀生的，靠文化基金的一點撥款就能生活幾年？香港又沒有街頭文化，况且中國人一向都以拋頭露面為恥，我也不覺得香港的 路人會當街賞你幾個錢，除非你是在隧道裏賣唱的那些年邁長者。藝術系畢業後還想遵循自己的興趣的，許多人會說「這個人為藝術犧牲」。「犧牲」這兩個字常使 我納悶，到底我們生活在一個怎麼樣的地方，為什麼一個人選擇的職業反而變成是「捨身取義」？
在 倫敦遇上羅文樂，他正在倫敦大學的Goldsmiths College 讀MFA 的第二年，2001 年中大藝術系畢業，做過藝術館的二級助理館長，做過NGO 香港設計中心的藝術推廣工作，來倫敦之前以自由藝術家身分廉價為一個藝術慈善機構工作過，我忍不住問他在香港藝術系畢業有什麼作為？
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魔爪
「大概是進入教育機構、商業畫廊和美術設計機構三途吧。畢業時我就在想，想當個白領又要學以致用的話，進入以上三種機構應該就是不二法門了，而剛好我都嘗試過。」
「我想搞些新意，例如香港有許多舊區陋巷，可以搞藝術，但這些有創意、有彈性的計劃根本寸步難行，如果說經過研究之後發覺不可行，我十分接受，因為研究過程中必然對相關的議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可是，當連討論的空間都沒有時，我就感到很失望。」
商界主導的NGO，許多包裝、宣傳都做得好，但對學術上、分析上的東西卻很少，背後的理念無法鞏固。而許多NGO 的資金都來自政府的逐年撥款，根本不可能有一個5 年計劃。「如果靠資本家支持，也要看他們的價值觀。看看社會公義怎樣被理解。」
「如果香港的資本家真的支持文化藝術，那他們就不應只以「投資」、「金錢上的成本效益」作出發點，而回避探討文化藝術在社會上的「價值」。譬如說，他們曾否想過支持一班藝術家以創作形式去反對拆卸天星碼頭？沒有的話，為什麼？在他們眼中的『文化藝術』是怎麼一回事？」
我 不知道香港的資本家如何看待文化，劉鑾雄斥資1.3 億買Andy Warhol 的毛澤東畫像，如果投資在藝術界，應該有許多人得益。但為什麼資本家要投資文化？資本主義的邏輯就是不斷地積累，藝術成為工業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今天，還 有許多忿忿不平，認為資本家多數是沽名釣譽而已，而且將文化工業化難免有點失格。但我們不能永遠站在百多年前馬克思的角度，Antonio Negri和Michael Hardt 在名作Empire指出今天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帝國，已經粉碎了純粹的馬克思階級矛盾。
2005 年，來倫敦之前，羅文樂參與藝術家林嵐的駐場計劃。那裏有許多熱血的人，大家都志趣相投，但是資源有限，往往是吃力不討好。還有，收入不高，活像「沒出 息」。我沒有搞過藝術，但試過舉行一些活動為慈善機構籌款，一班義工或者廉價工作人員，一起消磨時間，又得不到支持，往往只有灰心和失望。但正如 Slajov Zizek 評論Empire一書所言，我們必須分辨管治的意識形態（ruling ideology） 和主導的意識形態（dominantideology），管治的官僚、呆板，主導的是資本主義邏輯，藝術家只能是游離於中間的生物而已。Negri 和Hardt 在05 年的新書Multitude中也提到，創意工業（immaterial production）的崛起作為平衡帝國的勢力，不得不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從裏往外角力。
第四條路
3 條路，似乎都容易走進死胡同，蹉跎歲月。不過天無絕人之路，這個世界還有第四條路。
「我也有些同學轉了行，有些去教書，有些消失在社會不同的角落裏。當年畢業，親戚總是驚問『你要在香港做藝術家？』，潛台詞就是，在香港做藝術只是倔頭路一條。當然，同屆的同學之間，也有已經成名的，例如白雙全、江記等。」
「白 雙全的成功是和傳媒、出版相結合的成果，要明白一份報章每星期天都給他一版，對於創作者來說，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曝光機會，亦代表報章對其作品的信任。但， 怎樣才能獲得傳媒信任，取得版面刊登作品呢？又是否每個畢業生都有此機會呢？版面有限，能得到青睞的只是少數的幾個人而已，而且，過程中我們需要有伯 樂。」
年輕一代需要伯樂，上一代有多少人已經有心 理準備，有胸襟成為伯樂呢？不只是藝術界，文化圈，甚至是商界也是如此。每一代總需要交棒和接棒，黑社會也不例外，但我們將交棒和接棒當成了一件自然而然 的事。根本就不去準備、培養新人，這樣只是拖慢了整個行業的新陳代謝，以及社會的生產力和創造力。
「藝術界只有那幾個位子，學院教職位、評審……但是這麼多年來還是那幾張臉孔。所以你見到有梁寶山、廿九几等人的七字頭運動，與其屈就在這個金字塔的架構裏，不如自已創造一個。」
「英 國的出版和藝術結合得很好，而且當地許多畫廊都會主動邀請當地的藝術家參與，但在香港荷李活道的芸芸畫廊中，你見到的大多是國內和東南亞地區的藝術家作 品。英國的畫廊、出版公司積極發掘新人，而情况落在香港的話，它們大多數都要先評估這個新人有沒有市場，但弔詭的是藝術創作往往就是「要」並且「有能耐」 開創市場，而非跟隨已知已有的市場潮流。」
「這當 中所帶出的問題是：香港社會要怎樣容納藝術家？要知道，現在有很多學院正在大量培育藝術家，但社會並沒有好好討論和研究如何去吸納他們，只有藝術家而無其 他專業配套是否可行？藝術理論、策展環境、畫廊與香港藝術家的關係等等方面到底是否足以吸納他們？令他們學以致用，發揮所長？答案可能是可以，也可能是不 可以，但若果我們沒有認真去搞清楚，就只有繼續疑惑下去。」
伯樂和千里馬
千 里馬幸運地遇上伯樂，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社會並不像哈耶克所言每個人都能得到自由的發展，如果個人的社交技能是決定性的因素，才能只是次要。上 月見到一篇報章訪問，作者說年輕一輩出現了許多東南亞專家、網絡專家、旅遊專家，以結交高層，力爭上位，難道真的要靠這些手段？伯樂和千里馬的關係，本來 和黑格爾的主人和奴隸（master/slave）的理論一樣，兩者存在着某種程度的依賴，只是市場沒有伯樂的需求，當然沒有千里馬的出現。但換個角度 想，或者我們是否能更好地、系統化地分佈這些無法發泄出來的能量？
資 本主義強調消費，作為商品的藝術也不例外，當然這股力量來自市民。但我可以肯定香港市民根本沒有時間欣賞藝術。資本主義已經在香港生根，合法化，我們引以 為榮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市場，帶來的是資本家更多的剝削，帶來的是市民更少的自由時間。我曾經在雜誌撰文質疑，為什麼佛利民批評香港政府，結果引來本地經濟 學者和知識分子的「大快人心」？
我們從沒有質疑我們身處的工作環境，看看身邊還有多少人要朝9 晚9 或更晚但卻沒有加班費？
「我在這裏認識的藝術家，他們畢業後，每周只做3 天臨時工，其餘時間用來看書、創作、進修。」
前 幾天認識一名美國女生，情願到餐廳當待應做兼職，平時就是看書看電影，或者到酒吧喝酒談電影。談起才知道她在St.Martin 讀完劇場設計，說起Dario Fo 的The Accidental Death of AnAnarchist如數家珍，她能這樣過日子，因為這裏的社會制度讓她看到的不只金錢至上。
我們的社會制度、經濟政策是不是需要調整呢？當然代價就是效率，這是魚與熊掌，一個人的時間只有24 小時，自由時間的增長，表示工作時間的縮短。
再談犧牲
羅文樂當初自覺在大學時讀福柯讀得模稜兩可，所以決定來英國進修，希望能更好地了解這些理論。
「在這裏，你會覺得自己是被歧視、被忽略的，感受到權力的層層分化。在香港，這種情况可能只出現在印巴籍的市民身上，作為主導階級的一分子，你永遠也感受不了。」
當我問他畢業之後有何打算，他想了想，小心翼翼地說回香港，他想到電影界工作，或從事藝術行政的工作，希望能將藝術滲透到市民的生活中去。我不想再將這定義為一種犧牲，因為這對藝術家來說太殘忍了吧？但我卻找不到一個介乎「搵食」和「犧牲」的合適詞語。
「因為我始終在香港長大，講廣東話比說英文強多了、舒服多了。始終還是覺得在香港發展好。」
海 德格爾認為藝術品可以使人類了解到真理，今天我們將它降格到只是一種生活的調劑品。當我們批判香港的藝術發展，不妨看看年輕的藝術家如何突圍，才能知道其 中的複雜性，整個文化工業的成長，和其他的社會因素，如市民的文化修養、行業的新陳代謝、藝術工業化等環環相扣，我們反思的不再只是政府每年有多少撥款。 我想這篇文章或會讓人覺得很「左」，但何不換個角度思考，這樣子才能有點突破，正如羅文樂口中所言的「想方設法打通經脈」。
羅文樂Profile
28 歲，2001 年畢業於中文大學藝術系，現於Goldsmiths College 修讀藝術碩士
2006 －參與Jeanine Woollard 和Frog Morris 策劃，在倫敦Three Colts Gallery 舉辦的「Rag & Bone Fine Art Exhibition」
2005
- 參與漢雅軒策劃，在奧地利薩爾斯堡舉辦的「Young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 參與香港萬玉堂（國際）的櫥窗展覽「墨有七色」（其中兩色）
-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香港藝術發展局、百老匯電影中心舉辦的「2005 肯定獨立」參展導演
2004 - 參與火炭開放日的展出（香港火炭華聯B 座511）
(原文刊於《明報》2007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