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不容易才辦公室吐出來，在回家的車上，不斷看有關施政報告的消息，深感憤怒。十時多才踏入家門，母親大人在看新聞台，又在我背後的碎碎唸她的政治理論。和很多香港人一樣，父母親在鄉間來港，生兒育女，人生最黃金的歲月都用在香港，見證過香港最繁榮的歲月，一家幾口迫在300呎的公屋，眠乾睡濕挨大幾條「化骨龍」，一家幾口溫飽，生活安定就於願足矣。母親只讀到初中，自離開學校後，電視機就是她的社會大學。小時候，晚飯有新菜式，一定是來自「今晚食乜餸」或方太、迷上劇集後，母親大人對於社會的認知急速成長：急症室和深切治療部的分別，她是從《妙手仁心》裡學的；早兩年她學懂大律師與事務律師的分別，是從《真相》裡學懂的。而她對社會民生的認知，就是從新聞台。無他，對於長者而言，報紙的字開始因老花變得模糊，而電視的聲量可隨年月調節，讓她可清楚地聽節目，從而了解外邊的世界。
然這從小到大的生活習慣，自台灣太陽花學運開始，就起了變化，至少我家是這樣。母親大人在維穩新聞台裡看到的資訊，就開始依樣劃胡蘆的評論。起初，我就由得她說，正如平日的囉嗦一樣；慢慢的，感到母親的想法和資訊有點以偏既全，甚至有點謬論，就會忍不住與她爭辯。當然，每次我都技術性擊倒，會引用許多不的例子和她不知道的資料作補充。這天晚上，母親大人就最新的施政報告，發表意見；忍不住跟她爭辯幾句，母親大人突然幽幽地說：「我怎知道世界發生這麼多事？我不懂電腦不懂分析不懂「依咩爐」(Email，家母以中文作為世界所有語言的基礎)，我沒有你那麼多的方法知道世界的真相。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的人不相信新聞報道。六四的時候，不是全港人都在看新聞，相信那些畫面嗎？為什麼現在不相信？」我久不能語，望著白髮蒼蒼的母親，只能回答：「媽媽，時代變了，香港變了。」而這種變化，我不知從何說起。
自9月尾開始，我每天下班後都會去金鐘佔領區，放假的時候也會到旺角聲援；每次朋友問我為什麼要去，我都會說：「要為學生爭取未來，為自己為下一代爭取更好的東西。希望有真普選，香港人自己當家作主；生在香港就有責任為香港站出來云云。」誠然，這些信念仍然堅定。但經過今晚這場不太深入的對話，我更覺得，我們這一代成年人，除了要作為學生的同路人，更要為上一代把青春、生命為香港付出的上一代而勇敢站立。自問自己有時都會認為那些長者、甚或稱他們「藍絲帶」的人毫不客氣，認為他們短視，只安於現狀而不知道自己在溫水煮蛙的狀態裡垂死掙扎地生活。誠然，我並不是要把問題歸究於一個電視台；事實是：母親那一代人，她們欠的是不斷更新和爆炸的資訊，他們的世界已經被定了形。不是他們不願意改變，而是他們理解社會，認知世界的渠道太少太窄；不是他們安於現狀，是他們踏踏實實的明白，沒有本錢與方法在這個社會爭取什麼。他們可以理解與做到的，就是抓緊他們擁有的東西，可以做的事。故此，工作、生活、甚至只是簡單至方便買餸與否，就是他們的全部。
除了對下一代、對年輕人需要承擔，對於上一代、那些辛辛苦苦以血汗把我們教養成人，把每分每毫省下來，把我們送到大學接受獨立思考、教育的一代人，我們更需要為他們站出來，爭取更多的東西，那些，他們本應可以享有的東西。當學生們是「被時代選中的細路」，我想，我們這些成年人，更是「生於亂世，多種責任」，我們既要支持年輕一代的夢想理念，且伴且行，更需承擔上一代人的托付與期望，亦背亦拖的，一起前行。
無疑，母親大人的評論和誤解，往往令加班後的我累上加累地為她上公民教育課。許多朋友都說，為免家裡為雨傘運動而發生爭執，閒話家常裡一律禁止政治。然而，我們既願意參加社區的深耕細作，家裡的深耕細作即使如何難開口，也得慢慢開墾。從來最大的力量除了來自人民，就是師奶；我希望亦深信，母親大人在晨運時對一眾師奶兵團的公民教育，比我們拿著單章落區來得親切、深入和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