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前記協主席麥燕庭前日在採訪六四事件34周年時，被警方帶返警署扣查。記協昨日發聲明要求警方解釋嚴重阻礙採訪工作的原因。警方即日去信反駁記協，並在Facebook公開信件全文，指控記協的聲明「內容嚴重失實，令警隊形象受損」，強烈譴責之餘亦要求記協立即撤回聲明。警方信件提及六四當日在「高風險地區」執行截停搜查防罪工作，記者與市民一樣，沒有免於被截查的特權。獨立法律研究員黃啟暘則認為「法律唔係咁運作」，警方截查權力是基於對個別市民的懷疑而作出；他又指法庭案例清楚闡述，市民查問被截查的原因不構成「阻差辦公」，而新聞工作亦不僅僅只包括「採訪行為」。
麥燕庭（右二）
記協昨日的聲明指出，麥燕庭當日在銅鑼灣被截查後，曾向警員岀示記者證，向警方說明正進行採訪工作，並查詢被截查原因。警員指示麥到帳篷進行循例搜查，並解釋完成後即可放行，不過其後改為將她帶上警車，一直扣留至晚上11時始獲釋。記協在聲明促請警方尊重新聞採訪工作，不應無理拘留新聞工作者，並要求警方解釋嚴重阻礙採訪工作的原因。
警方：麥燕庭「無明顯採訪行為」
警方晚上在Facebook貼文，指控記協聲明「內容嚴重失實」，並將寄給記協的信件整份公開。警方對扣查麥燕庭一事提供完全相反版本，警方稱「事實上」麥被截停時沒有佩戴記者證，「亦沒有明顯採訪行為」；又指麥在警員多次勸喻及警告下仍不合作，「對正常的警務工作構成嚴重阻礙」，「警員唯有把她帶返警署」。警方稱對麥的反應「表示遺憾」，並稱「麥女士當時願意配合在場警員依法執行職務，相信事件不會有如此的發展」。
警方又表示根據紀錄，警員當時正在「近日接連發生『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及『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罪行的高風險地區執行截停搜查的防罪工作」，警方執法與被截停人士背景無關，又指沒有針對記者，也沒有阻礙傳媒採訪。警方又在信件特別提及，「記者與市民一樣，並沒有免被依法截停搜查的特權」。
學者：截查權須基於懷疑個別行為而非地區行使
獨立法律研究員黃啟暘表示，根據警方發出予記協的信件中，提到其截查的行動基礎為銅鑼灣及維園一帶為「高風險地區」。不過黃啟暘表示「法律唔係咁運作」，警方的截查權力是基於對個別市民的懷疑而作出，而非以「地區」作劃分。惟一的例外是《公安條例》第33條「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條文，警方可以合理地懷疑某範圍於暴動或非法集結之中，便可對市民作出截查，而截查的目標亦只能搜查市民是否藏有攻擊性武器。
至於警方截查的權力，黃啟暘指警方必須有合理基礎，並需向市民提供原因。他指根據法庭案例，僅以某人出現在曾經有人犯罪的現場並不構成截查的合理基礎。此外，警員必須向被截查人士提供原因，而原因的詳細程度需足以讓市民反駁。他提到截查屬短暫剝奪市民的人身自由，故市民有權要求獲提供理由。如警方提及的截查的原因僅是「有合理懷疑或非法行為」，並不滿足法律要求。他指案例亦清楚列明要求警員提供截查的原因，並不屬於阻差辦公。
終院肯定真誠進行新聞工作
警方在致記協的信件中，指麥燕庭當時「無佩戴記者證同無明顯採訪行為」。黃啟暘稱理據正與同於昨日終院「蔡玉玲案」裁決相反，認為警方需考慮真誠進行新聞工作是否應屬「阻差辦公」行為。他又提到，《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1條「新聞」部分中，清楚列明新聞工作不單止採訪，亦包括新聞的搜集、製備或評析等。「任何新聞準備工夫，現場觀察亦是新聞工作」，佩戴記者證及「有採訪行為」並非新聞工作的全部。
至於身穿黑衣是否便可截查？黃啟陽指在某些情況下警方可根據衣著截查。他以元朗721事件為例，如當日警員截查白衣人士實屬「無可厚非」，但截查時亦必須提供具體解釋，令市民可以評估。
黃啟暘在facebook引述的案例：
「依法」截停搜查，視乎搜查的詳細程度，警務人員至少「對受查人行動可疑的判斷必須有某些客觀的事實為根據」，或有客觀上更強、合理的懷疑：《王子鑫訴警務處長》[2009] 5 HKLRD 826 第13-14段（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兆初語）。
正如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邱智立最近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韋秋盈》 [2022] HKCFI 2647一案（第53-57段）中指出，即使警務人員「受到的訓示，就是截查有可疑的人，了解他們去[某地點]的原因」，但僅僅「只是因為[受查人]在現場出現」，並不構成上述支持截停搜查的法律基礎；而「在有理由截查一個人的時候，[人員]在情況許可下[仍]須將理由告訴這個人」。在沒有法律基礎或沒有完全滿足法律要求解釋行動的原因下，人員試圖截查自然不是「正當地執行職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受查人]當然可以不理會他們的查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