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單看堅尼系數並不夠。科大麥寶龍博士便提出過第二層面的隱性貧窮問題，呼籲政府幫助那些因租金支出而焗住節衣縮食的市民。長遠來說，當然要紓解「食利者獨大」(地產稅)所衍生的全方位問題，尤其有一些隱患，目前未算很嚴重，容易看漏眼。
香港崇尚賺/慳到盡的惡性競爭，工時超長、積勞成疾或工作壓力過重乃常態，加上由市建局主導、金錢掛帥的城市規劃及納米樓化設計，輕視人的身心靈健康－例如屏風樓效應下，市區空氣質素欠佳，對市民造成隱性危害。有天這筆「債」要還，個人和社會的醫療成本必然很沉重－隨著人口老化加劇，透支多年的公眾健康，早晚成禍胎，而且越窮越見鬼。這些可預見的民間疾苦卻一直得不到應有重視，王于漸和雷鼎鳴這些本地經濟學權威，在後海嘯時期仍沒有吸取教訓，繼續神化佛利民，又淡化貧富懸殊的嚴重性，將深層次矛盾簡單歸咎於房屋供應短缺，遠遠談不上對症下藥。
香港主流經濟學者與世界脫節多年
前領展高層王于漸提議過賤賣公屋，讓基層分享財富，但領展的例子說明，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最大得益者，只會是王國龍這些擅長玩財技的管理層，以及地產/金融佬。事實上，王于漸作為港府頭號顧問及輿論權威，到今天仍不斷向團結香港基金獻計。但作為學者，他一直無視經濟學界對金融海嘯作出的反省和倡議。班納吉和杜芙若教授是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貿易、經濟成長、貧富不均、環保及移民等核心經濟學課題甚有研究。香港社會今天和未來，都無法避開這些課題所帶來的嚴峻考驗。
王于漸當然可以不同意諾獎得主的研究心得，但必須提出充分而有力的理由。尤其是他推銷佛利民那一套市場至上主義多年，容許大地主及財技高手玩晒，經濟民生越來越要靠鹽水吊命，他實在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要麼認錯，要麼給社會一個解釋，到底他那一套為何仍值得推行下去？為何錯不在他推銷的那一套，錯不在市場太少規範，反而錯在規範太多，錯在拆牆鬆綁不夠徹底(可參考王于漸著作《香港深層次矛盾》第98-99頁)。現在林鄭政府正正是這種思路，但明明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克魯明、班納吉等頂尖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的禍害，對全球化的衝擊及濫殤有不少精闢之見，王于漸卻視作透明。那是因為人家的建議完全不適用於香港？基於甚麼理據？
還記得國際知名經濟學家皮凱提推岀其巨著《21世紀資本論》時，王于漸和雷鼎鳴用三言兩語便將之貶到一文不值（可參考2014年明報報道《學者﹕無樓難聚財 港貧富根源 王于漸﹕富人稅難行 倡政府送樓》）這種態度根本不合乎尋根究底的批判精神，更加不是貴為港大首席副校的王于漸，以及曾任科大經濟系系主任的雷鼎鳴所應該有的態度。作為大學高層，有如此近乎本能的排他性，實在使人懷疑在他們主導下，香港經濟學界的發展，會否過度受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不單與現實脫節，與學術界前沿脫節，錯過有效處理深層次問題的良方，而且對政府管治造成很大的誤導，間接為中央製造前所未有的麻煩。
經濟學教育改革的呼聲和迫切需要
2012年，源自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PCES）成立，得到斯蒂格利茨及英倫銀行首席經濟學家Andrew Haldane等人支持，牽起一場反思經濟學教育及性質的討論。PCES起初針對大學的經濟學課程，批評它們很抽象及機械化，跟現實世界無甚關連(或曰離地)，建議増加有關金融風暴的討論部分。校方拒絕，激發他們一連串爭取課程改革的行動，還喚起其他大學的經濟系學生注意和共鳴。幾十個學生組織後來發表公開信，呼籲大學傳授更多非主流學說。PCES認為，要應對現實世界的挑戰，經濟學不能再只教授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而是要全面了解複雜的經濟現象及評估經濟決定，亦要顧及具體的社會、政治及歷史脈絡，不應滿足於抽象理論及模型。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趙耀華曾接受明報訪問，評論PCES所關注的議題。他說，金融海嘯促使不少經濟學家反思自由市場的問題，包括一向奉自由市場至上的芝加哥學派學者。有趣的是，反省這回事---依筆者觀察---並未見於香港的芝派學者身上。另外，有份聯署促大學改革經濟學教育的學生組織，亦不見香港學生的蹤影。趙耀華猜測，香港的經濟學教育較為親自由市場，「較關心社會公義的學生可能都選擇入讀社會學或社工系」。他認為，經濟學不一定要為自由市場背書，現時亦不乏批判自由市場的研究，經濟學的訓練亦有助追求社會公義。
我們亦可以看看美國的情況。在美國大學任教的經濟學者曾國平透露，就算是負責教本科一年級學生的講師教授，內容和觀點都比以往「包容多元」。今天的經濟學本科生，在課堂上是不會聽到佛利民其人其事的。那麼，香港的情況又如何？筆者相信，這未必是近親繁殖的問題（當然無法排除此可能），大學一樣會教導諸如凱恩斯學派、制度經濟學、奧地利學派等不同派別的知識，問題是這種多元性會不會是戴著「市場至上」的眼鏡去看。之所以有這樣的懷疑，源自以下事情：
（1）1994年，雷鼎鳴連同70多名學者(以經濟學者為主)聯署反對「老人金」，迫使政府放棄計劃。2018年，又有38個經濟學者聯署支持「明日大嶼」。這些學者都以一種手握科學真理的口吻向社會推銷其立場，彷彿反對者都是不理性。但有看過班納吉和杜芙若的書，便知道他們很強調經濟學者要保持謙虛和誠實，對靈丹妙藥持懷疑態度。「人人都會犯錯（他的意思包括經濟學家），真正危險的不是犯錯，而是過分迷戀自己的觀點，因而不容許事實妨礙自己的觀點。為了取得進步，我們須時常回頭檢視事實，承認自己的錯誤，然後繼續前進。」香港主流經濟學者最缺乏的正是謙虛和自我懷疑精神，這到底對學生有何影響，值得研究。
（2）麥寶龍在《防止貧窮現象向中收入人口蔓延》便提過，他在科大的經濟系同事可能極不認同他提出限購令、限價令及租管等介入市場建議。事實上，信報曾經有一個叫《解牛集》的專欄，由科大的經濟學者輪流執筆，像麥寶龍博士那種非主流的觀點，可謂絕無僅有。
（3）金融海嘯後，香港主流的經濟學者的意見依舊，至少在公眾的討論領域，他們不會探討Richard Thaler的行為經濟學，分析理性的限度如何影響個人的決策和市場的導向，他們亦不會嘗試把梯若爾（Jean Tirole）「對市場力量與管制的分析」應用到香港身上，連囤地行為都被他們標榜為有益社會的事（例如囤積居奇助穩定樓價，囤地圈錢是Fake News）。而環顧眾多改善香港經濟民生的建議，都著重於做大個餅（由大興土木帶動到口號式背靠祖國），而少談及分配公義問題。背後有個假設，只要政府和民間社會不干預，市場會自動調節和做好分配，理論根據來自主流經濟學者最喜歡講的涓滴效應。但斯蒂格利茨已分析過---這亦合乎香港人的生活經驗---財富是向上流，集中到小撮人手上，並非向下流。
認知上悲觀，意志上樂觀
要真正拆解困局，杜芙若及班納吉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書中的見解值得參考。她們的經濟觀其實是跨學科的。「有一點很重要：有關人類想要甚麼，以及何謂美好的生活，我們必須以一個寛泛的概念為指引。」她們認為單以收入和消費來界定幸福，太狹隘，太容易扭曲事實，會導致最聰明的經濟學家誤入歧途，讓政策制定者做錯決定。所以，我們還需要重視所屬社群的尊重、家人和朋友賦予的安慰、尊嚴、輕鬆和愉悅。
由此可見，善治靠的知識，由經濟學、政治學連結到哲學，而香港在王于漸和雷鼎鳴的主導下，發展停滯了至少十年。這裡，曾國平對學者專家的要求或批評很到肉：「正所謂garbage in garbage out，準確傳達資訊，讀者有一點責任，傳媒有更多責任，知道來龍去脈的學者專家最有責任。清楚表達不含混，一分證據一分話，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王于漸和雷鼎鳴，有做到一分證據一分話嗎？
梯若爾曾經說：經濟學的知識應該讓更廣泛的公眾獲得，而非僅限於企業領導者或政府的監管部門。劍橋經濟學者張夏準就更加認為，人民不能迷信專家學者，要自己具備經濟學知識和素養－他指經濟學比經濟學教授要你相信的還簡單，積極參與討論經濟事務，即使改變現狀很艱難（他舉例說，08年金融海嘯雖把新自由主義的缺失揭露無遺，但事後法規上的亡羊補牢也是極有限），也不要放棄做一個經濟公民。
他總結：「我們在認知上應該悲觀，意志上卻必須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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