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25歲理大男學生呂世瑜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由於被歸類為「案情嚴重」，判處刑期下限5年，換言之未能獲全數三分一認罪減刑，掀起《國安法》刑期分級制的法律詮釋爭議。終院今（9日）聆訊處理其上訴，5名本地法官聽畢雙方陳詞後，押後頒布裁決。據悉，若法庭維持原判，呂最早可於明年1月從獄中獲釋；若然上訴得直，屆時可即時獲釋。
上訴人為呂世瑜（現26歲），法律代表為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大律師陳偉彥、梁麗幗和管致行。
答辯人為律政司，代表為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高級檢控官吳加悅。
案件由終審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和林文瀚，以及非常任法官陳兆愷處理。繼黎智英保釋案之後，本案為《國安法》生效以來，第二宗終院案件未有安排海外非常任法官。
終院今處理兩項重大法律議題：
一、《國安法》第21條中，關於「情節嚴重」的判刑條文，即「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該如何恰當詮釋，特別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是否屬強制性？
二、該如何恰當詮釋《國安法》第33條第1段（即「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自動投案者」、以及「揭發他人犯罪行為，並查證屬實的人」，有機會可獲「減輕處罰」），特別是若該三項條件無一成立，屬《國安法》第21條下「情節嚴重」的罪行，刑罰便不能減輕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還是容許此等罪行的刑罰可基於其他求情理由而減輕？
上訴人：法庭因應求情減刑可向社會發出訊息 刑期設下限難達至公義
關於《國安法》第21條，代表呂世瑜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指，假設有兩個人干犯《國安法》且屬「情節嚴重」，其中一個人有悔意、積極做慈善工作、曾經在一次意外中拯救小童，另一個人則毫無悔意、有很高重犯機會，按照律政司對21條的詮釋，二人不論求情理由，法庭一律須判相同刑期，是不正確的。在一個「情節嚴重」的案件中，法官考慮被告所有求情理由，打算予以認可，並降低量刑起點，做法能向社會發出訊息：強而有力的求情因素可獲法庭減刑。相反，若果按照律政司的詮釋，所有「情節嚴重」的案件必須判監5年或以上，便會對達至公義構成很大困難。
資深大律師 彭耀鴻（資料圖片）
彭指，人大常委把第21條寫進《國安法》，另外再加入有關減刑條件的第33條，目的是希望法庭按照不同案情的嚴重程度來量刑，尤如一個持續性的光譜（continuum），而法庭對減刑理由予以的比重是另一個光譜。彭認為，普通法下的一般減刑原則可以應用在《國安法》案件，否則將會造成極度不公。
上訴人：刑罰分級制作用僅協助公眾理解 囚5年僅量刑起點 仍可減刑
彭耀鴻指，公眾可從法律條文得知罪行最高刑罰是監禁10年，情節較輕微的案件則會判監5年以下，可是「情節嚴重」案件設5年刑罰下限是錯誤的，因條文所述的刑罰分級制，只是用來協助公眾理解一般刑罰是什麼，但法庭判刑時不應有下限。
法官李義問彭，如何理解第21條中「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彭則指5年只是量刑起點，法庭仍可考慮被告認罪可扣減三分一刑期以及求情理由，而減刑至5年以下。若果條文規定最終刑期不能少於5年，便會與一直以來的減刑原則背道而馳。
認罪不屬第33條所列減刑條件 上訴人：認罪依然可獲減刑
關於《國安法》第33條的減刑條件，法官指條文似乎不能應用在某些情況，而「及時認罪」並不是條文所列出的3種減刑條件之一。惟彭耀鴻指，第33條並不會排除沿用已久的減刑原則，反之一般的減刑原則依然適用於《國安法》案件。法官陳兆愷質疑「及時認罪」沒有被寫入條文作為減刑條件：「你不能陷第33條於不義。（“You can't do injustice to Article 33.”）」
律政司：國安法判刑應側重懲治 非所有求情因素皆適用
代表律政司的周天行引述上訴庭就本案頒下的判詞，指法庭應考慮《國安法》的立法原意為「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等罪行」，故《國安法》的處罰機制應優先顧及阻嚇、懲罰、譴責等「懲治學考慮」（penological concern）。律政司認為，由此可見，只有符合第33條所述的條件之一，包括自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或揭發他人罪行，才可獲扣減至刑期下限以下。法庭亦可以考慮被告的更生因素，但給予的比重因人而異，也要顧及罪行的嚴重程度。
副刑事檢控專員(V) 周天行（資料圖片）
第33條規定，法庭可因應3類情況而對被告「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周天行指，「減輕處罰」（reduce penalty）代表只有當被告符合第33條所述的3類情況時，法庭才可將刑罰減至低於5年下限；「從輕處罰」（lighter penalty）則代表法庭可考慮所有求情因素而減刑，只要刑罰不低於法律規定的5年下限。周天行強調，不是所有求情因素皆適用於《國安法》案件。
律政司：若如上訴人所指不應有刑罰分級 國安法便沒有「最高刑罰」
周天行引述《國安法》第25條指「恐怖活動」罪亦有處罰分級制，若果如上訴人一方所指判刑時不應有下限，那麼條文所述的處罰分級制便會形同虛設，而且《刑事罪行條例》第101F條「最高刑罰」規定便會不適用，屆時《國安法》沒有最高刑罰，法律亦會失去確定性，他形容上訴方的詮釋是荒謬的。
律政司：第33條提供途徑減刑至5年以下
對於上訴人所指，即使被告不符第33條的減刑條件，普通法制度下亦可獲減刑，周天行則指，上訴庭的判決特別指出可基於第33條而「減輕處罰」，提供了一個途徑使「情節嚴重」的案件可獲扣減至5年以下，乃一種例外情況（exemption），同時不需對懲處危害國安行為作出妥協。
代表上訴人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最後回應指，只要有穩妥的減刑原則，足以有效地處罰危害國安的罪行。
原審法官胡雅文判刑時指本案屬「情節嚴重」，以5年半為起點，經認罪扣減後判3年8個月。惟控方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隨即指出，《國安法》條文指明總刑期須為5年以上。
呂世瑜其後上訴至高院，上訴庭則指「情節嚴重」的案件判刑將設有下限，本來普通法案例下「認罪三分一刑期扣減」的原則和計法將不適用；又指「認罪」不滿足《國安法》第33條第1段的任何一項條件，因此呂世瑜亦不能基於該條例獲得減刑。
案件編號：FACC7/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