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香港，每當提及標準英語，教人即時聯想的，也許就是在學校教授的，在公營及私營部門正規形式下使用的一種規格化的英語使用模式，其合法性在於標準英語等同最 ‘正確’ 的英語，是最多本土，以致全球人士使用的英語。透過基準試、語常會、政府官員、工商界、以致社會文化精英的共同倡議，學習與使用此特定英語似成了不可質疑的真理。
然而，社會語言學學者 Phillipson 及Skutnabb-Kangas 在八十年代提出 ‘Linguicism’ ‘語言歧視’ (英語是語言歧視其中一種，也是影響最廣泛的) 此概念，指出語言正成為一重要機制，導致全球物質及文化資源的不平等分配，情況就如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只是更不被意識與察覺。
首先，基於歷史因素，英語已成為全球多個國家的官方語言，誰對誰錯暫且擱下不談，但當英語作為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官方語言，或民間交流的溝通語時，英語的使用本應建基於當地人民的需要，以表達或反映該地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歷史面貌。而尊重母語的運用與思考，正是確保每地人民保存其歷史文化的寶貴資源，這是語言權利 (人權的一種)。
可是標準英語專業倡議的，卻是將一套建基於某獨特社會文化的語言模式，模塑為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客觀知識，將各地的社會文化差異完全忽略，而各語言民族的語言權利更被漠視。透過標準英語的提倡，核心英語國假定其社會語言思考模式才是最 “正確’ 與最 “優秀” 的，其他語言模式便間接被貶為次等語言。
透過英語核心國對何謂正統、何謂正確的獨斷， ‘西方優越論’ 遂得以建構與整固，全球的不平等關係便得以合法化及維持。教大家認同，西方英語國家的知識便是對的，說英語的專家便最權威的。
可是語言運用的歧異性正是語言的恒常特點，語言的意義正在於語言使用者因應其需要而運用與變通，全球各地英語使用者正不斷將英語本土化，如印度英語、新加坡英語、喀麥隆英語等亦各成體系。即使在英美本土，不同地區或社群的語言使用模式亦各有不同，標準英語只被視為英語的其中一種類別。
只是香港主流觀點仍視標準英語為唯一正確英語，毋視本地學生以母語思考的語言權利，窒礙學生以此外語進行思考與溝通。須知語言既是溝通的工具，亦是分類與排擠的重要機制，其效用便取決於我們看待語言的態度。
本系列將就標準語言 (尤以標準英語為核心) 及語言歧視的相關課題作出引介，望能帶出更多討論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