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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中大學生報特稿之四]:在事件和定論間尋找力量,或 a very partial guide to historical agent

[中大學生報特稿之四]:在事件和定論間尋找力量,或 a very partial guide to historica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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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八九至零八年之間,《明報》及《文匯報》六月四日及五日關於六四報導的大標題


編按:在六四廿何年,或有人堅決的要模糊六四的意義和力量,或有人堅決地持之為終生、普世的價值。中大學生報在六四廿周組織特稿年談「傳承」,討論應如何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六四,重拾當年抗爭者持守的精神,在平日實踐至今仍未到手的。那麼承傳六四便不會遙不可及。。《中大學生報》原訂六月四日晚會出版派發,期望可以在中文世界促進討論,啟動社會進行自我反思,還有陳景輝的《「真相」之外傳承六四》

文:周思中

出生於1917年,還在世的英國左派史家霍布斯邦在他自己的《The Age of Extrem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裡說到,要書寫二十世紀的歷史,某個意義上是不可能的,正如一個人不可能如其他人般從一個旁觀、外在的角度書寫自己一樣。他生命所橫跨的時間,與書裡內容大致上是重疊的,所以他無可避免的帶著一堆史學家應該努力克服的「觀點」和「偏見」。

絕對不是要伸張甚麼客觀中立的史觀,那是神話,是有如天堂的彼岸。早前曾蔭權提出了一個彷彿石破天驚的講法,說國家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香港人也從中獲得不少好處,因而能夠客觀地評價六四,並謂這是代表香港人的意見。這句話石破天驚之處,從時事的角度看,就是六四廿周年尚未平反,曾蔭權憑甚麼說香港人已經被經濟好處買起了,並名之謂「客觀評價」?學究一點看,就是客觀評價的能力甚麼時候開始與經濟水平掛鉤了?擺脫無謂枷鎖才是獨立思考,不是啟蒙運動下來的經典定義嗎?

輕輕回顧歷史,不僅可以發現曾蔭權其實已不是第一次放這篤屁,早在四年前他開始競逐特首選舉時,已在電台講過類似的話。立場與曾蔭權相異的香港人,肯定不在少數,但我們的立場又是甚麼,可以是甚麼?表列兩份報章二十年來對六四相關報導的頭條處理,出發點就是這條問題。隨便找甚麼報紙都可以,兩份三份十份都可以,反正有了兩個日子二十年的跨度,就成矩陣。讀者可以按自己的看法組裝、分類、配對、割裂,詮釋出場廿年來的演義,過程中詮釋者將會發現自己無情地溢出的欲望和情緒——正如報紙輯編決定新聞如何報導,亦無情地暴露他們溢出了的欲望及情緒。歷史固然有事實的面向,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其動態的、政治性的一面。如果你以為我們一直以來的選項就是平反六四與否,把抹不掉的歷史陳列在讀者眼前,就是希望鬆動出某些空間,讓這些看似紋風不動自有永有的選項,道出它們自己廿年來的掙扎和猶豫。

說個笑話:話說從前有個工人,他被工廠管理層懷疑他在工廠偷東西,每天出入工廠都被門口看更仔細翻他的行當及手推車,但一無所獲。經理越想越不對路,最後發覺自己被搵了笨:工人偷走了的,就是那架他們每天在翻的手推車!

毋須等待結論,亦別要寄望把事件百分之百還原。文首霍布斯邦的感慨,可以讀作他認為寫史就必需要恪守專業史學的某些規範,也可鏡像地讀為他其實認為寫史無可避就是介入歷史。歷史作為個別事件,其實「真相」的客觀性和絕對性,與事件形形色色的表述和再現之間,就是行動的空間。沒人希望像笑話裡的工廠經理,每天眼巴巴看著自己要找的東西與自己擦身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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