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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思考六四,在忘記與不忘以外

思考六四,在忘記與不忘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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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四,許多人都關心年青人傳承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六四時,許多今日的年青人並未出生,出生了的記憶也很依稀。我們便說,給他們空間,給他們去認識歷史吧。

只是,當我們聽到有年青人說清場是「有問題」,而沒用上「罪過」來形容,我們的神經就被刺激了。由未敢忘記,到真相傳承,以及批評混淆討論焦點,其實六四具有一種神學性,它有一個真理的高度,有一個神聖的位置,因此,不可冒犯。

我說六四有「神學性」,不是指六四是宗教事件,而是指它取得了跟信仰一樣的性質,它成為信仰裡的真理事件(套用當代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的用詞);亦因此,若果我們採用神學的資源,將有助我們理解關於六四的種種,打開論述六四的新可能。

容我先談談巴迪歐的「事件-真理-主體」框架:巴迪歐告訴我們,事件建構主體(或稱「我」),「我」對事件的理解,就是真理,「我」對真理的忠誠,就是倫理;他指出,政治、科學、藝術和愛,就是真理的四個場域。

巴迪歐自稱是無神論者,但他的框架是神學的,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ovaj Žižek)就是這樣認為。他指,巴迪歐的四個場域,範式其實是他沒說的第五個真理場域——宗教。事實上,巴迪歐以聖保羅在大馬色路上遇見基督的事件,建構起他的框架:大馬色路上遇見大光是事件,基督的普世福音是真理,而保羅,就是由大馬色而生,一生為基督的第十三個門徒。

巴迪歐的框架套用在六四是這樣的:六四,就是事件,香港人不論是記者採訪、直接支援,或是在熒幕前,在六四裡接觸到真實界(Real),並理解出一項真理,就是要見證六四真相,在這一點上,「我」被建構,忘記六四真相,就是埋沒良知,出賣同胞,愧為中國人。六四,生出了愛國的香港人,那是遠早於四川賑災和慶祝奧運的愛國。

真相,是神聖,而渴望無盡未來的平反,具有一種彌賽亞結構。人民不會忘記,呼應著一種以記憶為拯救的猶太-基督教信仰。

年青人的質疑,就如無神論者,或尋道者。有趣是,我們這個年代,習慣懷疑媒體,不信影像,反本質、反真理,但講到要傳承六四,卻不過把影片重播,把剪報展示,竟然信奉的是「影像就是真相」。我們要活在這種雙重標準下,還是現在是重思真理/真相的意義的時候?

* * *

六四,其實催逼我們去反思兩點:一是真相何以重要,二是影像時代怎樣談真相。

先談真相。真相,作為神聖,它總是創傷者的神聖,就像九一一塌下的雙子塔,或日本侵華,或二戰時猶太人遭遇的大屠殺。真相,並沒有不證自明的神聖,它的神聖總是烙印在群體之中,而群體,也正是由創傷所形成。

我說群體由創傷形成(這創傷定義了真實界),這裡告訴我們三件事情:

第一,沒創傷,就不會進入群體。正如基督教有一個說法:上帝是沒有孫的,意思是,上帝只有兒女,只有直接關係,沒有二手承繼。只是,跟歸信不同,六四只會發生一次,那麼,年青人永不能傳承這個烙印,他們只能被受過烙印的身體感染,他們永遠是為我們而思考六四,思考它作為我們的包袱,或作為我們的激情。六四對年青人總是二手的,但他們接觸我們卻是一手的。

第二,創傷被抺去,群體就消失。淡化六四,不是帶領香港人更奔向祖國,而是叫他們背棄祖國,因為六四正是與香港本土的愛國論述雙生的。研究六四的第二代,也需要一種辯證思維,不能抽空「人」來思考事件的真偽,也不能抽空事件來談論「團結人民」。

第三,創傷的是群體,也就是人民的身體。六四不是一個管理學問題,不是一個可能性的玩意,而是身體的記憶。除非你把六四的受傷者全數消滅,否則它一直發揮作用下去。他日,撒謊者被算帳,不是因為他的良心審判他(因此「對得住天地良心」與否不是重點),而是別人憑良心審判他。

影像時代談真相。堅持六四真相,我們必須重新信任影像,信任媒體。不可知論從來是易路,證明上帝艱難得多。

不要天真的相信影像就是真相,也不等於要否定尋獲真相的可能。我們需要思考怎樣鑑別真相,在只有影像的年代,這不能比文學鑑證馬虎。我們要在編修的縫隙中尋求真實的過去。

* * *

最後,我想起一套壞鬼神學,是曾特首說的。

他說,國家的富強是有目共睹的,就像教徒指著那些超級大教會說:他們的富有,不就證明上帝賜福給他們嗎?

只要祝福、讚美、和諧,不多不少說明社會(及教會)走歪路。

他們聽不到上帝的殿前,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啟示錄十一章19節)。

--轉載自基督教網絡平台iQuest,網址:http://www.iquest.hk/(200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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