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曾特首以『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為六四下定論、許多人憂心忡忡香港被上海追過的同時，那種『不要與阿爺作對』的聲音正越靠向主流。於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普選，均被有意地納入『與阿爺作對』的框架之下，罪名就是破壞和諧，不夠愛國。
回看那同樣是疫症肆虐的一年，2003年那五十萬上街的群眾也許各有不同的關注，但對於民主化的訴求卻是一致的，都是因為不忿董建華施政劣跡班班卻竟能連任，人民卻無力將其拉下馬，故此要求民主，爭取普選。終於董伯伯在04年終於腳痛了，特首之職交到了曾蔭權手中，公關技巧嫻練了，管治卻未見脫胎換骨的進步。
先天失調的政制
這也許怪不了曾特首，無論那是梁特首、唐特首還是長毛特首，在這個沒有普選、沒有執政黨、沒有政黨政治的制度之下，意味著難以備有清晰施政理念，更不會有理念統一的施政團隊──不管他多請多少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而由於特首不屬於政黨，任期內得到的是榮是辱，均屬特首自己而非旁人，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只著眼於自己任期內得到的掌聲，而不必考慮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政策會帶來甚麼後遺。缺乏理念、無需遠見，香港政制先天失調，無論誰做特首，一樣只會回天乏力。
因此，民主雖非萬靈奇藥，卻是香港政制的必需補品。過去二十年所有政治較勁均在『民主vs建制』這面大旗之下，各自歸邊，加上中央為加強政治安全系數而設下的比例代表制、委任制和功能組別等因素，香港的公共討論和政治活動大部份均在民主與否、普選與否等問題上打轉，耗費不少青春。Roundtable 亦是在這背景下成立，希望可以在二元的政治分野之間，創造有建設性的討論平台，擴闊公共討論。然而可以預見的是，一旦香港實踐真正的民主普選，香港的政治生態必然出現大變；當政制問題解決之後，經濟甚至道德問題將會取而代之，成為政治分野的楚河漢界，將公共討論帶回貼近民生的範圍；而政黨之間亦會重新洗牌，說不定工聯會、工盟和社民連會共同成立經濟左翼政黨，又或是黃成智與梁美芬組成道德右翼同盟。各個理念想近的政黨結盟連線，而政府將會由具民意支持的人執政──那當然不會是烏托邦，但理應可以一改今天政府要人沒人、要票沒票、仰賴君（特首）權神（中央）授的弱勢施政。對香港而言，這將會是重要的一天。
內地管治的出路
但在一國兩制的視野之下，香港的民主政制必需得到中央首肯，因此文首提到民主化的『得罪阿爺』原罪，便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兩難──阿爺喜歡的會使香港原地踏步、為香港好的會得罪阿爺，阿爺會否因此斷我們奶水？然而，香港的民主化是否真的是中央的背上之芒刺？這應從中國內地的狀況說起。
中國近年經濟騰飛，民間所發生的衝突矛盾亦越加劇烈，如鄉鎮間的貧富懸殊、失業、官員腐敗等問題，一直是內地社會的定時炸彈；而透過一些較進取的媒體不斷打擦邊球，以及內地網民的積極參與，民間越能見清楚國家的問題，過去內地政府常用的掩飾問題和打壓言論的方法，成本越來越高，亦越來越難成功。中央政府一方面繼續加強力度控制言論，因此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民間則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好不精彩；另一方面也想方設法疏導民怨，如在處理礦難、毒奶粉、鄧玉嬌事件等，始終還是無法隻手遮天，需要面對群眾，爭取群眾支持。由此可見，內地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內部既有貪腐的，也有廉潔的；有保守的，也有開放的；有眼光狹隘的，亦有眼光長遠遼闊的，而各省各巿之間亦不斷在競爭角力。當下中國正需要一種能夠減輕社會成本、達到穩定發展、風險小回報大的管治模式，而內地許多人亦已看出，一味封、禁、壓、管並非與時並進的好方法，而民主化或許是種管治的可行出路。
事實上，農村的小規模民主選舉已推行超過十年，誰敢說民主不會在內地出現？然而內地的社會配套尚欠成熟，尤其是廉潔精神，推行民主選舉往往事倍功半，而這亦容易成為抗拒民主的理由，就像成龍說『中國人要管，太自由（便）會亂』，箇中阻力，可想而知──而這亦是香港的角色和責任所在。
香港的新橱窗角色
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面向台灣的的實驗性櫥窗，企圖展示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隨著台灣先有了普選，香港的管治又乏善足陳，香港的櫥窗角色早已被人遺忘。但如前文所言，內地正需要更佳的管治模式作為參考，香港的重要性則在於向內地展示以自由、人權、法治、公德、廉潔、以及民主的管治方法，換言之，仍然是作為一個實驗性櫥窗，但面向的不再是台灣，而是內地的中央和各地區政府。當然香港距離良好管治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但在一個兩制之下，我們每一個經驗其實都是內地的重要參考，當中包括了對民主的追求和實踐。因此，在香港追求民主，並不只是香港的事，更是為了中國；有了這樣的自覺，在爭取民主路上，香港人應可更理直氣壯：爭取民主，是愛國行為！
(本文收錄於《廿一世紀香港公民社會啟示錄：我們的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