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潮語「河蟹」一詞在大陸出現後，不少香港人都有鳴，它準確形容回歸後的保守管治如何侵食民間社會和各專業範疇。。今年六四、七一，網民很快就借用了「河蟹」形容香港政府和媒體。最近「河蟹」一詞流行於社工專業群體，社工於八月十二日更動起「從局長向機構施壓看社工事業自主 — 大澳同工被調職的啟示」分享會，商討反抗民政事務局曾德成這只「河蟹」大怪物的策略。
大澳「河蟹」社工
原本只能坐兩百人的城大演講廳，擠進了五六百人，連樓梯都坐滿了，出席者都想聽主角謝世傑被曾德成逼走的親身經歷，謝開場就說：「我的事件已經完了，但這不是社福界的單一事件，這是社工專業精神和核心價值被粗暴踐踏的事件，所以要行出來跟同工分享」。
早於零八年六月，這位前大澳女青年會社工眼見民政署對該區六月和九月兩次大水患的救災工作「懶懶行」，於是與居民自發組成救災小組處理災情，水災後更向立法會申訴部和政府部門表達意見，怎料最後被鄉事委員會投訴「破壞社會和諧」，最後由民政局局長曾德成向女青年會施壓而被逼走。謝說：「我儲了一肚子氣，請給我時間向大家交待事件來龍去脈﹗」
上年六月，大澳發生一次山泥傾瀉，令當地「斷水斷電」，陸路交通完全跟市區斷絕，連電話訊號都消失了，水浸兩天仍未有救災隊伍進入，四周只有少量水警和消防員協助供應食水，大澳一片愁雲慘霧。九月份，大澳又遭大水沖擊，村民才發現大澳這水鄉原來連救災用的橡皮艇都沒有，消防員用手替民居撥水。謝世傑指當時女青年會亦沒有指令社工總動員救災，反而向居民發放一些不中用的「慰問包」，部份居民的住處被水浸掉，家居有漏電的危機，村民每天趕著搬出衣物晾乾。大澳居民黃惠瓊憶述：「鄉委會辦公室被用作臨時救災指揮部，地上睡滿村民。」。而這次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九月份「反應較快」，很快宣佈安排兩百個單位供災民臨住，但地點卻在遙遠的東涌。
兩次事件，謝世傑和村民都待了整晚，但都未見社會福利署、民政署、警察等部門出現，既擔心自身安全，亦不明白為何政治部門冷處理事件。謝憶述：「是否香港過於太平，政府不懂救災？」，他說村民組織曾邀請大澳鄉委會參與救災團商討如何處理村民需要，但鄉委會拒絕參與。他們又聯絡過議員梁耀忠和張超雄聯繫更部門，但政府部門說不用他們參與，沒人明白政府部門和鄉委會在救災的角色。於是，謝世傑找到一處手機微弱信號向傳媒求助，事件才得曝光，他說：「居民在電視上傳媒關注大澳情況，才感到放心」。然而，居民已等不及了，遂動員居民四處廣播和張貼告示，盡量令居民保持通訊，誰不知成為了其中兩個被逼走的罪名：「濫用揚聲器」、「隨處張貼告示」。
為何政府部門、鄉委會拒絕跟非政府組織合作？社工和村民都不明白，於是在上年七月大澳會舉行堂國慶酒會時，向民政專員遞交請願信，希望當局正視問題。到上年十二月，村民再向立法會申訴部投訴，要求有關部門出來交待。怎料，幾天後女青年會收到大澳鄉事委員會投訴信，指大澳女青年會過去三十年「搞搞震」，點名指謝和另一位社工進入大澳後不務正業挑動居民影響救災工作，並將救災功勞歸於自己身上，指他們破壞大澳社會和諧。奇怪的事，收信人竟然不是女青年會總幹事，而是直接上達了機構董事局，副件送到社會福利署署長余志穩、民政事務署署長陳甘美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謝奇怪：「為何鄉委會去到咁盡？」。
事件到今年一月左右告終。投訴繞過了非政府機構的管理層，直接由董事局組成專責小組處理事件。零九年一月，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跟女青年會高層商討會所擴建，曾德成在會議表示，他收到鄉事委員會的投訴信，覺得社工應該建立和諧社會。女青年會會長及後認為應即時開除謝世傑，但管理層嘗試以「調職」解決事件，但謝世傑及村民不接受裁決上訴，但高層仍不肯徹銷書面警告，單方面發出新聞公告指調職決定是要「再培訓」謝世傑，謝不服安排而決定辭職。
是「和諧社區」 還是 「刷鞋社區」？
謝世傑認為，事件反映兩個問題。
第一：當非政府組織面對政治壓力時，機構立即要求社工「收聲」，是否証明社工專業已行人止步？這次女青年會受到鄉事委員會和民政事務局等威脅的反應，謝認為是出賣社工專業價值。筆者覺得，這次曾德成局長干預社區工作，很明顯是要展示民政署跟全港鄉事委員會與關係密切，民政署將選擇性動用資源跟地區團體合作，例如配合鄉事委員會的舉動而非其他團體。謝世傑則認為，這種地區上親疏有別的態度，是將居民、非政府組織邊緣化。大澳居民黃惠瓊指，她多年想投訴離島民政事務署，因官員就大澳發展議題上經常只會聽鄉委會的意見；她過去曾參與鄉委會村民代表，但會議上被叫「收聲」。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就覺得，政府和鄉委會各自在定義什麼是「社區工作」，政府不想見到村民公開表達反對的意見。鄉事派不喜歡「外人」領導了救災工作，政府和鄉委會只喜歡社區有一把聲音。
第二：當機構管治受到政治壓力後，就行政干預管理，而管理層又無權拒絕董行局的決定，謝世傑和會上不少社工都相信，女青年會並不是單一事件，這是全行業發生的問題，有出席者還引述了一些匿名的案例，指這種由上而下的「河蟹」機構策略是要機構「刷鞋」。社區發展陣線Dodo就認為是機構因撥款制度的轉變而為求生存，會向政府「刷鞋」，所謂「和諧社會」，其實是「刷鞋社會」。政務署在97年前，已將社區發展服務(NLCDP)痷割。雖然2005年民政事務簽署了一份《社區發展政策聲明》確認社區發展服務核心目標，例如社區發展服務是鼓勵居民參與影響生活議題，工作過程提高公民與社會意識的過程。Dodo指今次謝被逼走，令不少社工摸不著頭腦，例如成立居民關注組，反映社區需要的意見，與政府建立溝通，這是NLCDP社工應有的工作，有何問題？事件反映了民政事務局，甚至非政府機構本身已不重視社區發展工作的價值，沒人明白女青年會以什麼準則發出警告信。而翻查數據，全港的社區發展隊伍由80年代的54隊，到今天只餘17隊，女青年會的社區發展隊伍的高峰是同時服務22社區，而現在只餘有2隊。社區發展工作受到打壓。在03年，政府更要求社區服務與家庭服務整合資源，目的是要陰乾社區發展服務。政府本身不認同居民參與意識，還打壓社工製造不和諧，Dodo認為「和諧」意思就是「刷鞋」。
聽罷以上分析，會眾都大吐苦水，分享自己被機構上級打壓的經驗。立法會議員張國柱甚至說，行內不少社工已經對上街、請願等活動保持距離，盡量不會在上班時間參與或發起社會行動。而社工系講師邵家瑧說：「如果這次都沒有相關行動，即是在謝世傑墓前花，送他上路？」
社工：社福界要組織起來
社工是很會組織群眾表達訴求的專業，但當自身的權益與專業價值受到打壓時，為何卻組織不起來？
邵家瑧說，業內不少地方也「星星之火」。目下應是收集大家的反抗經驗，製造「反抗的形勢」，而下一次反抗的機會就是校本驗毒計劃。根據官員的介紹，如學生反對驗毒，校方將交由「社工跟進」，但這只不過是官員一面之詞，社工有沒出來解釋過「跟進」何所指？社工是否一定要「接波」？當「交由社工跟進」的說法，已被學校、警察、醫生濫用得嚴重時，相信是社工群體論述出來的時候。
也有社工指，反抗的矛盾應更清楚，為保護工作的價值，社工應將矛盾直指民政事務局曾德成，他應對自己作過的政治恐嚇負責而「下台」。學者馮可立就批評曾德成是：「鐘意點玩就點玩」，無人知道所謂「和諧社區」的政策何時成了社工專業指引。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和張國柱就承諾將於立法會召開相關政治部門和鄉委員作個案調查，問清楚曾德成施壓的來龍去脈，但怎樣做才能挽回社工的工作尊嚴和價值？不是要靠議員，而是靠社工的膽量和決心了。
圖片：一蚊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