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傑偉對文化研究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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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對文化研究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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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投稿到明報但沒刊出,雖已過了一段時間,貼在這裡希望再拓闊一下討論)

馬傑偉對文化研究的提問

黃宇軒 李祖喬

馬傑偉教授早前在明報撰文, 以周秀娜與李小良在科大對談引來的廣泛徊響, 反省「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實踐, 認為其淺入深出、脫離了學科原來的精髓,加深雅俗鴻溝,甚至樹立了「廢噏」形象。從馬教授多年來對香港文化研究的貢獻,筆者絕不懷疑他此番批評是出於愛之深、責之切,並對知識生產如何流向公眾有深刻的關懷;然而,如果以周李對談作為例子,反思「文化研究」這個學科的性質和實踐,「客觀效果」卻可能是,讓一些原本對這學科並不認識的人,有了更強的偏見。

身在學術社群的他怎可能不知道,長久以來,認為文化研究「淺入深出」、「亂用概念」的固有偏見,就如公眾對周秀娜的偏見一樣強?再一次覆述這種偏見,是否有助我們理解,何以李小良與科大的學術介入,與公眾期望形成了巨大落差?這種反省,除了夫子自道外,是否也只停留於學術界的自說自話?在此,筆者希望用我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處理問題時的兩種堅持,來說明對該事件思考,不應把我們帶向對學科本身的詰問,而是對「學術本土化」和「如何面向公眾」的反思。

不應把問題框定為學科實踐的問題

「文化研究」一個基礎信念,是我們用特定的方法去表達一個問題,就會得出特定的結論。因此,框定問題的方法決定了討論的結果。舉例來說,若我們框定「全球暖化」是個科學技術問題,我們就會傾向以科研解決和討論,即使大家都知道它還可以是道德問題(例如在暖化過程中引起的人類資源分配),或者國際政治(例如當中引起國際衝突)等等問題。把周李對談失效,作為一個例子,推論至香港文化研究的偏離了軌跡,是否合理呢?

其他院校不談,獨談李任教的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就已有不少對社會議題時有介入、致力深入淺出、不遺餘力為小眾及邊緣群體發聲的學者,而且都是在報章、公眾講座常見的名字。持續關注經濟和教育的許寶強、揭示殖民主義歷史和批判民族主義的羅永生、推廣獨立媒體及參與社會運動的葉蔭聰、關心性別、情色和性小眾的游靜,都是利用文化研究的批判知識,鼓勵大眾直面權力,將學術生活化本土化的有力例子。

香港文化研究的學者與粉絲,似乎都有很大的欲望和衝動,梳理一下複雜的世界,並以多種形式的行動介入,「唔係得個講字」。由此而言,把周李對談出現的問題,劃定為文化研究學科的內在問題,尤如打稻草人。相比許多其它學科、相比不同地方的學術情景,我們實在無法為「香港的文化研究」簡單地扣上「對術語特別熱情」、不疏理問題的帽子。

脫離脈絡的醜聞例子

另一個文化研究分析問題的堅持,就是對脈絡的重視。任何觀察,都一定要對事情的細緻脈絡高度敏感。也就是說,上文下理絕對可以改變我們對事情的觀察。而馬教授引用的「索卡惡作劇」(Sokal's Hoax)雖然是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大醜聞,但脫離了它原有的脈絡,無限抽空引用來「警惕」本土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又是否合理?是否也犯了沒有從自己社會出發的毛病?索卡惡作劇,其實是90年代美國學術界有關科學性質的連串重大爭論當中一個戲劇性事件。該爭論涉及了人文學科對科學理性和方法的挑戰,與及自然科學界對此的大舉反駁。這些爭論,如今都已成了大部份認真思考知識基礎的學生必須深思的問題。此惡作劇,固然不能被用來「一筆勾銷文化研究的精闢概念」,但同時也不應被反覆引用來一再鞏固(不同地方的)文化研究不學無術、概念錯配的形象。

學術生產面向公眾

話說回來,周李對談的失敗,如果並不被框定為個別學科的實踐問題,又有沒有更有意義的切入角度?與其把這次事件視為學者解說概念的一次「失手」,不如藉此發問,何以學術與社會之間總是有那樣大的鴻溝,並在李周對談中顯露無遺?是怎樣的脈絡(高等院校對學者的期許、對學者面向公眾的支持力度、社會對知識的態度…),令得這樣的鴻溝長期存在?換句話說,這是很好的契機,思考香港學術生產如何本土化和面向公共的問題。追求「激進處境主義」,大抵要在學者自身與學界同道以外的世界,尋求答案。

(圖片轉載自這網頁:http://stevehalle.wordpress.com/2008/09/22/mapping-diana-george-and-john-trimbur-cultural-studies-and-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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