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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譯]齊澤克:柏林圍牆之倒塌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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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經譯者節錄及加上小標題)

今天是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紀念。在這反思的時節,許多人都強調當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質:夢想終於實現了,一眾共產政權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糊塗,早幾個月還完全不能想像的情況,旦夕間便發生。在波蘭,誰又能想像會有自由選舉,誰又能想像萊赫‧華勒沙(前團結工會的領袖)能真的當上總統?

可惜,接手的資本主義民主現實,卻將絲絨革命朦朧的神聖無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發洩其理直氣壯的失望:有些人表達他們對共產主義年代的美好日子的鄉愁;右派則發動民族主義的民粹運動;更新近的,則表達為遲來的反共妄想症。

比較有趣的是近年於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復辟的反共浪潮。二零零六年秋天,反對執政社會黨的大型示威把匈牙利折騰了好幾星期。反對者把經濟危機,歸結為因為執政的是共產黨的承繼人。雖然國家的領袖乃是民主選舉產生,但示威者否認其統治的合法性。尤有甚者,當警察出動回復市面秩序,有論者則把情況比喻為一九五六年的蘇聯軍隊鎮壓反共叛亂。這浪反共的恐慌,甚至慢延到符號領域。二零零八年六月,立陶宛立法禁止公開展示鎚子和鐮刀等共產主義像徵,連蘇維埃國歌也在禁止之列。二零零九年四月,波蘭政府建議將對極權主義宣傳的禁制,延伸到共產主義的書刊,衣服等其他物品:不要穿哲古華拉的tee,隨時拉得。

在斯洛文尼亞,難怪民粹的右派對左派最大的攻擊,就是舊共產政權的「殘餘勢力」。如此令人窒息的氣氛裡,任何新形勢和新挑戰都被化約為舊鬥爭的重複,有些極端的說法(不止斯洛文尼亞,有時波蘭都一樣)甚至認為,同志平權運動及墮胎合法化運動,都不是過是邪惡的共產主義意圖令國家道德淪喪的陰謀。

誤認再誤認

反共力量的復辟,究竟是哪裡來的力量?在這些國家,不少年輕人對共產黨統治甚至連基本的記憶都從缺,這批反共「老鬼」何以突然咸魚翻生?這波新興反共力量的回答,一句到尾:如果資本主義真的遠勝社會主義,為甚麼我們今天仍然活得如此可憐?這話的意思是,許多人根本不相信他們已活在資本主義之下,認為他們並未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他們有的不過是騙人的面具。變天前的邪惡力量仍然把扯線公仔的線牢牢地拿著,一小撮前共產黨員偽裝成新的資本家及管理層。換言之,鐵幕倒下是假的,所以需要另一次起義,革命必需重複。

這批遲來的反共分子未能洞悉的,其實是他們對當下社會的印象,與哪怕是最傳統的左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印象,竟然不謀而合:形式民主遮蔽了政治由少數富人操縱的事實。換句話說,新生反共分子無法明白,被他們批評為倒錯的、偽資本主義的,恰恰就是資本主義本身。也有批評指,當舊共產政權倒台,相比起民眾運動的異見份子,幻滅了的前幹部往往更適合成為新資本主義的旗手。當新的反共英雄還在夢想一個更公義、誠實和團結的新社會時,前共產黨幹部已是不惜一切使出他們新舊的下三濫手段,務求令自己儘快投入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劃,與及市場效率冰冷無情的世界。

更刁鑽的難道不是以下這些共產主義國家麼:一方面讓資本主義盡情綻放,另一方面卻緊緊抓著政治權力。論這種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程度,恐怕連西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猶恐不及。在這種瘋狂的雙重顛倒中,資本主義表面上是壓倒了共產主義,但這場勝仗的代價,卻是資本主義在自己家的大廳裡,被共產主義者狠狠擊敗。這就是中國今天為何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資本主義與民主,向來都被認為是雙胞胎。到今天眼見資本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遍地開花,許多論者還相信政治民主最終會降臨神州大地。

若這中國版本的威權資本主義,最終證實是比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更為有效,更為有利可圖,怎麼辦?若果民主不再是經濟發展必然和天生的好拍檔,而是其障礙物,又怎麼辦?果真如此,那麼在後共產主義國家裡,對於資本主義的失望,便不應該輕率地視為人民不了解資本主義真貌,這不是他們對資本主義有著「不成熟」的期望的簡單訊號。

無怨無悔的烏托邦

當前東歐人民反抗共產主義政權時,大部份人並不是要求以資本主義取而代之。他們希望的是在沒有國家的操縱下過自由的日子,隨心所欲地相聚談笑;他們希望過簡單而真誠的生活,擺脫腦殘的意識型態灌輸,攞脫人云亦云的犬儒虛偽。許多評論已敏銳地指出,反對者心目中的理想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取材於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人民所渴望的——以較為恰當的字眼來表達——其實是「具人性的社會主義」。這種態度,值得回眸細看。

我不禁想起victor kravchenko的一生。這位蘇維埃工程師,一九四四年出差到華盛頓是叛變了。他寫了一本賣得洛陽紙貴的回憶錄《我選了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本關於史大林恐怖統治的第一身記錄,當中包括一九三零年代初於烏克蘭的大規模饑荒的詳盡記錄。當時他還是個真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也有份協助推行集體化。

他最為人熟知的,也許是他於一九四九年控告法國一份周刊誹謗,誰周刊指他為酒鬼及毆打妻子,又謂他的回憶錄不過是美國情報部的宣傳工具。在巴黎舉行的訴訟,出庭的包括蘇維埃的軍官及俄羅斯的農民,一場本是個人的訴訟,竟成為了對史大林統治的控訴。官司他是贏了,但當全世界還在把他捧成冷戰英雄時,他卻旱地拔葱地抨擊麥卡錫的政治迫害:「我深切地認為,與共產主義者及其組織的鬥爭,絕不能夠,亦不應該訴諸共產黨人使用的手段及形式。」他警告美國人:「以史大林的手段對待史大林主義,最終只會落得變成無異於自己的敵人」。

kravchenko 後來亦對西方世界的各種不公平越來越敏感。繼《我選了自由》,他寫了一本續集《我選了公義》(《i chose justice》)。他在波利維亞實驗剝削較少的集體主義,在那裡,為了組織貧窮的農民他把錢都花光了。打擊太大,他自此退隱江湖。一九六六年,他在紐約的家中吞槍自殺。

是否離題了?當我們都被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欺騙,復被廿一世紀的資本主義幻滅,我們只能寄望往後浪奔浪流的Kravchenko,與及他們更好的下場。找尋公義,難免由零開始。我們需要論述新的意識型態,當然也難免被貶為危險的托邦,但這不啻會令被支配的絕大部份人從資本主義的幻覺中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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